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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緝時代|邵嵐 陷情緒黑洞 鄒家成被判罪成「執返起自己」

離開香港四年,被懸賞通緝那一剎,猶如黑洞被炸開,愧疚、掛念、傷心,突然同時湧現。

邵嵐(Joey)從來不在別人面前展示柔弱的一面,因為確實,她不能示弱。去年12月被通緝,她跑了很多次美國國會,跟華府官員、國會議員見面,她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藉着被懸賞100萬元通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事後想來,那時根本「完全無時間處理自己情緒」。

從踏上飛機一刻開始,她已知道自己也許無法回香港。哪怕是住在老鼠橫行的地牢公寓,親人和朋友不在身邊,不知道該找怎樣的工作,她還是撐下來了。在美國工作了幾年,都是圍繞香港民主運動的倡議工作,中港政權當然緊盯。剛被通緝那兩個月,她忙着四處講解香港人權狀況,直至今年2月,一直壓抑的情緒,終於按捺不住。

農曆新年後的兩個月,她把自己藏起來,「『潛水』兩個月,不上社交媒體,不跟人說話,不出街」。她承認,那些一直努力藏住的抑鬱和焦慮,同時間爆發。四年以來從未停下來,那兩個月,終於可以「有時間抖吓氣」,她形容,這些年來累積的情緒,一下子炸開了,然後就是兩個月的極度抑鬱。

一切抑壓,必然不是朝夕。她念兹在茲的,依然是家人,「很內疚,他們見我被通緝一定很擔心,我卻無法陪着他們,一起面對和處理這件事」。

那時候,她腦內盤旋着的,是如何利用懸賞這件事,打「跨國鎮壓」這個議題,因為她過去一直身受其害。過去幾年,她在社交媒體上收過多少死亡恐嚇,受過多少騷擾,「話我叛國,是『雞』,跟美國人做交易,才能有公眾曝光機會」。

那些依附極權的人,對於女性的攻擊,總是更骯髒。罵男性就說是CIA間諜,罵女性,就是「做性工作」,「穿短裙、化妝」為了「勾引鬼佬」 ,然後「博上國會」。更難聽的話,數之不盡,髒得無法宣之於口。

被起底恐嚇 「會不會真的有人因為那些錢而傷害你和你家人呢」

大量騷擾電郵和留言,在被通緝後出現,說在哪兒找到她,然後把她交給中國國安。

2019年後,她和家人的資料被放上網,有一段時間,她已習慣,但被懸賞100萬元通緝,卻又是另一回事。恐嚇和威脅,突然變得更真實、更貼身。5年以來,網路上那些令人作嘔的留言,她都能忍受,但通緝令發出後,有那麼一剎,她發現,那些對自己的攻擊,竟是那麼近,「有了明確的誘因,會不會真的有人因為那些錢而傷害你和你家人呢?」

這個問題,她不懂答,也不敢想。有時候,她甚至禁不住想,舉報自己行蹤的,會不會是身邊人?那100萬元對她做出的實質傷害,她沒有掩飾,憂慮的確存在。「在美國也不代表完全安全,很多中國維權人士在海外都會被中國間諜監視,甚至被押返中國」。跨國鎮壓不是口號,而是一個她沒法逃避、真實存在的事情,一個必須直面的恐懼。

懸空着的恐懼,情緒一觸即發。她搖了搖頭,說那段時間過得很差,「不知可以如何堅持下去」。呷一口冰茶,華盛頓的夏日,真的很熱,讓人汗流浹背,她緩緩的把杯子放下,想起半年前的那段日子,最難跨過的,她說,是孤獨感。

真正的孤獨,是身邊有很多人支持自己,但仍感到無助、焦慮,「不是對方努力和充滿同理心,就能感到被支持」。很多人表示關心,但她還是覺得,不知道可以找誰分享,形容這是「獨特亦可怕的情緒」。

因好友鄒家成被判罪成 重新振作

甚麼時候,她才從情緒黑洞中走出來?5月底,47人案被告鄒家成被判罪成,她坦言,很崩潰,情緒低谷被另一個更崩潰的情緒衝擊。卻讓她重新想起,自己為何離開,為何到了異鄉仍要堅持下去,「為那些坐監的同學和朋友,繼續走下去」。好友鄒家成被定罪,把她從低谷拉上來。悲傷,讓人低沉,但對於一些人來說,悲傷也是動力。

她覺得,必須給自己一個限期,不能無止境地沉沒下去。雖然兩個月,遠遠不夠,但也不能無限期療傷啊,她說。「光復的目標,不會停下來,一定要繼續去追,沉夠了,必須要上來」。

「好慶幸,可以執返起自己。」

她開始見朋友,對他們說出自己的感受,就如一個碎了的玻璃杯,逐塊碎片拾起來,砌回那個原來應有的形狀。到了今天,她說,仍未回復100%的自己,比剛到華盛頓那時的自己,明顯多了焦慮,但經歷低潮,最終還是把自己重新拾起了。

過去兩年,她在美國人權組織工作,不像剛到美國那時活躍於示威和倡議,算是半退居幕後,通緝令反而讓她活躍起來,再次走出來面對公眾,「我不想中共覺得,佢令我『收皮』,未來我有計劃,相信會更活躍,我是不會驚『你』的」。

無法把她擊倒的,讓她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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