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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動者到倡議者 邵嵐

坐在城巿大學學生會的會房中,電話不斷的響,社交媒體上不停有人發訊息給學生會,那幾天邵嵐(Joey)睡得很差,很累,亦非常憤怒。2019年11月18日,是她無法忘記的一天,同學們打電話告訴她身份證號碼和聯絡人電話,他們被困在理大校內,開始沒有水和電,他們跟她說,如果被捕,就請學生會找人替自己保釋,不用通知家人,若死在理大內,就請她通知家人。

那些都是城大的同學,但社交媒體上收到的訊息,卻來自不同年齡和背景,她記得那封由初中生寫的遺書,「他告訴我銀行內的一千元,說要留給某人,那時他電話只剩三成電,他決定爬渠離開」。她從來不知道男孩最終是否安全離開,那時候每天接收大量這種求助,對她來說其實很折磨,她切實的感受到被困理大的學生,是多麼的無助和絕望。

那是一種積壓着、無法被抒解的絕望感,社會運動經歷了5個月,她覺得已有太多人犧牲了自己生命去令更多人覺醒,而後來的日子,令她感到更窒息。

社會突然巨變 無法梳理情緒

一年後,她協助朋友參與初選,以「捍衛本土」為政綱,被捕風險愈來愈高,參選的朋友跟她說,自己會留港負上責任,叫她盡快離開。她其實很不捨,覺得太多事情未完成,而那些曾經並肩的戰友都在香港。

讀大學時,她很活躍,參與學生會,建立「城大反送中關注組」,為同學籌組物資、舉辦集會,為被捕同學提供法律支援,突然面對香港社會巨變,她根本沒有時間梳理自己情緒。遊行過後回到那間擠迫的學生會會房,就是不停接電話:有同學不見了、有人想尋人、有律師叫她找某人的緊急聯絡人、協助學生保釋。

她說當時所有心力也在被捕同學身上,哪一區有同學被捕、哪一區還有同學在街上。很多次,她看見同學被打到頭破血流,覺得非常憤怒,但又不知道可以做甚麼。這種無力感,一直纏繞着她。

助各國議員了解香港情況

那時候,除了每天協助被捕同學,她還以學生身份進行國際倡議,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她希望國際社會能夠了解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他們也許支持我們,但未必知道我們所說的五大訴求是甚麼」。

從那時候開始,她跟不同國家的立法者和非牟利組織見面,她視自己為一個橋樑,在國際社會訴說抗爭者的個人故事,引起他們共鳴,分析為何他們需要關注香港。

《國安法》通過後,有歐洲議員想了解香港的情況以及條例對香港的影響,「他們邀請了一些前立法會議員參加會議,但對方推掉了,沒有人敢參與」。她覺得如要得到國際支持,就必須有人分享香港現況,最後,她決定參與會議。把自己困在房內,電話放在微波爐中,她以「極度慌張」來形容那次與會心情。

無論成功與否 必須繼續做

慌張、失落、無力,她記得6月15日那天,跟其他學生組織開會,一直沒有看新聞,會後打開手機,她立即哭了出來。看着梁凌杰的背影,她覺得,到底一個人要有多絕望,才會這樣跳下來,「很難受,運動已不只是上街說訴求這樣簡單,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作為族群的一份子」。

她說了幾遍,整場抗爭運動,已有太多人犧牲了青春和生命。也許參與政治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開始時滿腔熱血,覺得不公義就要發聲,不想讓人們白白犧牲,到了後來,這場還未完結的運動,卻成了她的終生使命,「無論是否成功、能否完成,也要繼續做,這是我的責任!」

愛一個城市,肩負起責任,決定出走當然是萬般無奈,尤其是要離開一直帶自己長大的嫲嫲,「她年紀大,無可能跟我一齊走」。談到嫲嫲,她的眼眶不由自主的紅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再見,「香港民族大過自己的悲傷,這是必然要承擔的痛苦」。

只想在她身邊慢慢長大

離開前一周,Joey終於鼓起勇氣跟嫲嫲說,她以試探的口吻說自己會返美國,嫲嫲問她去做甚麼、去多久,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不想告訴她可能以後無法回來的事實,但更不想騙她幾年後回去」。

她說嫲嫲知道自己固執,決定了的事情不會改變,「她問我,是否真的捨得」,她很想說自己做了一些無法繼續留在這個地方的事情,卻知道對方根本無法理解。但最終,二人也和解了,雖然不能理解,卻支持她做的決定。

「我只想在她身邊慢慢長大,陪她過每一天,這是我惟一的願望,也完成不到。」

她在美國出生,6歲回港,大部份的童年回憶都在香港。21歲回到這個沒有太大感覺的出生地,每天卻還在看香港新聞,做跟香港相關的工作,她說是刻意這樣做的,因為不想跟香港文化脫節,想牢牢記住自己是香港人。無論去到哪裏,她心裏只會認同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與西藏、新疆站在一起

在華府的集會或示威中,很多時都會看到她的身影,她跟西藏和新疆流亡人士合作舉辦集會,「對抗暴政,被迫害者必須站在一起」。加入美國的非牟利組織,做人權及國際發展工作,她說身份由接受資助的行動者(activist)變成發出資助的人權工作者(advocate),更有意義,「作為activist會要求美國政府做些甚麼,但加入NGO就是規劃如何用錢,可以直接幫助流亡人士,研究這筆錢可以如何最有效地幫助有影響力的行動者」。

現在她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養了兩隻小狗,生活總算安定下來,想起初到美國,她依然猶有餘悸,「租了一個地牢的房間,沒有暖爐、沒有窗,老鼠會跑入屋」。她很怕老鼠,那半年的生活讓她非常抑鬱,只能每天不斷工作,失眠就看香港新聞。

那天下午5時,手機不斷收到訊息,參與初選的47人被捕,雖然大概早已預視,但當事情真的發生、朋友相繼被捕時,依然會憤怒、傷心。但她亦知道,已身處海外的自己,有更多事情必須做,「立即寫簡報,發電郵給國會議員」。一直忙到凌晨,有議員助理發電郵問她能否再寫一個聲明,原本已準備睡覺的她,立即抖擻精神,跟對方解釋情況和寫聲明,連續幾晚也工作至清晨。

有時候,看見一些畫面,她會無意識地被帶回2019年,例如警暴,她覺得這是香港人的集體創傷,無論經歷多少時間,也不會痊癒,是一個很深的傷口,「少少事,也會立即裂開」。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事情和影像,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無法完全康復,「不可能回復正常心態」。帶着傷痕生活,城內城外,被無力感的陰霾籠罩着,她說惟有調節自己,「不是100米賽跑,而是一場馬拉松」。

邵嵐小檔案

2017 城大政政系會會長
2018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2019 城大學生會臨委外務副會長
2019 HKIAD發言人
2020 香港監察政策顧問、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顧問
2022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及Athenai Institute顧問
2023 World Liberty Congress亞太區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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