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動者到倡議者 邵嵐

坐在城巿大學學生會的會房中，電話不斷的響，社交媒體上不停有人發訊息給學生會，那幾天邵嵐（Joey）睡得很差，很累，亦非常憤怒。2019年11月18日，是她無法忘記的一天，同學們打電話告訴她身份證號碼和聯絡人電話，他們被困在理大校內，開始沒有水和電，他們跟她說，如果被捕，就請學生會找人替自己保釋，不用通知家人，若死在理大內，就請她通知家人。

那些都是城大的同學，但社交媒體上收到的訊息，卻來自不同年齡和背景，她記得那封由初中生寫的遺書，「他告訴我銀行內的一千元，說要留給某人，那時他電話只剩三成電，他決定爬渠離開」。她從來不知道男孩最終是否安全離開，那時候每天接收大量這種求助，對她來說其實很折磨，她切實的感受到被困理大的學生，是多麼的無助和絕望。

那是一種積壓着、無法被抒解的絕望感，社會運動經歷了5個月，她覺得已有太多人犧牲了自己生命去令更多人覺醒，而後來的日子，令她感到更窒息。

社會突然巨變 無法梳理情緒

一年後，她協助朋友參與初選，以「捍衛本土」為政綱，被捕風險愈來愈高，參選的朋友跟她說，自己會留港負上責任，叫她盡快離開。她其實很不捨，覺得太多事情未完成，而那些曾經並肩的戰友都在香港。

讀大學時，她很活躍，參與學生會，建立「城大反送中關注組」，為同學籌組物資、舉辦集會，為被捕同學提供法律支援，突然面對香港社會巨變，她根本沒有時間梳理自己情緒。遊行過後回到那間擠迫的學生會會房，就是不停接電話：有同學不見了、有人想尋人、有律師叫她找某人的緊急聯絡人、協助學生保釋。

她說當時所有心力也在被捕同學身上，哪一區有同學被捕、哪一區還有同學在街上。很多次，她看見同學被打到頭破血流，覺得非常憤怒，但又不知道可以做甚麼。這種無力感，一直纏繞着她。

助各國議員了解香港情況

那時候，除了每天協助被捕同學，她還以學生身份進行國際倡議，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她希望國際社會能夠了解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他們也許支持我們，但未必知道我們所說的五大訴求是甚麼」。

從那時候開始，她跟不同國家的立法者和非牟利組織見面，她視自己為一個橋樑，在國際社會訴說抗爭者的個人故事，引起他們共鳴，分析為何他們需要關注香港。

《國安法》通過後，有歐洲議員想了解香港的情況以及條例對香港的影響，「他們邀請了一些前立法會議員參加會議，但對方推掉了，沒有人敢參與」。她覺得如要得到國際支持，就必須有人分享香港現況，最後，她決定參與會議。把自己困在房內，電話放在微波爐中，她以「極度慌張」來形容那次與會心情。

無論成功與否 必須繼續做

慌張、失落、無力，她記得6月15日那天，跟其他學生組織開會，一直沒有看新聞，會後打開手機，她立即哭了出來。看着梁凌杰的背影，她覺得，到底一個人要有多絕望，才會這樣跳下來，「很難受，運動已不只是上街說訴求這樣簡單，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作為族群的一份子」。

她說了幾遍，整場抗爭運動，已有太多人犧牲了青春和生命。也許參與政治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開始時滿腔熱血，覺得不公義就要發聲，不想讓人們白白犧牲，到了後來，這場還未完結的運動，卻成了她的終生使命，「無論是否成功、能否完成，也要繼續做，這是我的責任！」

愛一個城市，肩負起責任，決定出走當然是萬般無奈，尤其是要離開一直帶自己長大的嫲嫲，「她年紀大，無可能跟我一齊走」。談到嫲嫲，她的眼眶不由自主的紅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再見，「香港民族大過自己的悲傷，這是必然要承擔的痛苦」。

只想在她身邊慢慢長大

離開前一周，Joey終於鼓起勇氣跟嫲嫲說，她以試探的口吻說自己會返美國，嫲嫲問她去做甚麼、去多久，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不想告訴她可能以後無法回來的事實，但更不想騙她幾年後回去」。

她說嫲嫲知道自己固執，決定了的事情不會改變，「她問我，是否真的捨得」，她很想說自己做了一些無法繼續留在這個地方的事情，卻知道對方根本無法理解。但最終，二人也和解了，雖然不能理解，卻支持她做的決定。

「我只想在她身邊慢慢長大，陪她過每一天，這是我惟一的願望，也完成不到。」

她在美國出生，6歲回港，大部份的童年回憶都在香港。21歲回到這個沒有太大感覺的出生地，每天卻還在看香港新聞，做跟香港相關的工作，她說是刻意這樣做的，因為不想跟香港文化脫節，想牢牢記住自己是香港人。無論去到哪裏，她心裏只會認同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與西藏、新疆站在一起

在華府的集會或示威中，很多時都會看到她的身影，她跟西藏和新疆流亡人士合作舉辦集會，「對抗暴政，被迫害者必須站在一起」。加入美國的非牟利組織，做人權及國際發展工作，她說身份由接受資助的行動者（activist）變成發出資助的人權工作者（advocate），更有意義，「作為activist會要求美國政府做些甚麼，但加入NGO就是規劃如何用錢，可以直接幫助流亡人士，研究這筆錢可以如何最有效地幫助有影響力的行動者」。

現在她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養了兩隻小狗，生活總算安定下來，想起初到美國，她依然猶有餘悸，「租了一個地牢的房間，沒有暖爐、沒有窗，老鼠會跑入屋」。她很怕老鼠，那半年的生活讓她非常抑鬱，只能每天不斷工作，失眠就看香港新聞。

那天下午5時，手機不斷收到訊息，參與初選的47人被捕，雖然大概早已預視，但當事情真的發生、朋友相繼被捕時，依然會憤怒、傷心。但她亦知道，已身處海外的自己，有更多事情必須做，「立即寫簡報，發電郵給國會議員」。一直忙到凌晨，有議員助理發電郵問她能否再寫一個聲明，原本已準備睡覺的她，立即抖擻精神，跟對方解釋情況和寫聲明，連續幾晚也工作至清晨。

有時候，看見一些畫面，她會無意識地被帶回2019年，例如警暴，她覺得這是香港人的集體創傷，無論經歷多少時間，也不會痊癒，是一個很深的傷口，「少少事，也會立即裂開」。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事情和影像，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無法完全康復，「不可能回復正常心態」。帶着傷痕生活，城內城外，被無力感的陰霾籠罩着，她說惟有調節自己，「不是100米賽跑，而是一場馬拉松」。

邵嵐小檔案

2017 城大政政系會會長
2018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2019 城大學生會臨委外務副會長
2019 HKIAD發言人
2020 香港監察政策顧問、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顧問
2022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及Athenai Institute顧問
2023 World Liberty Congress亞太區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