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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長許漢榮專訪|20年教學生涯 教育界噤聲 說了也改變不了甚麼

離開時,剛好是在香港教育界工作的第20個年頭,當然不捨,但為了讓家人安心,中學校長許漢榮還是決定離開。《國安法》的生效,加強了他要離開的想法,「如果做教育研究,台灣係華人地區惟一仲可以暢所欲言嘅地方」。

到了台灣幾個月,還在適應生活,他說先讓自己休息一會,再決定日後的路怎樣走,「呢度係一個好宜居嘅地方,空間大,有時間就運動吓」。一邊享受台灣悠閒的生活,一邊寫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許漢榮在香港教書,曾做中學校長,現時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博士生,論文研究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想香港教育課程更多元化」。

報讀博士已是差不多6年前的事,近年香港政治環境乃至教育界翻天覆地的改變,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他,始料不及。2003年入行教書,在新辦的學校做中文科老師,他說那時學校對老師很放心,課程設計自由度大,「學校要求好簡單,確保學生安全、不犯法,其他事唔會太干預,無言論禁區」。

2007至2010年,香港發生不同的社會運動,皇后碼頭保育、反高鐵運動,那時他帶學生到現場觀察,參加講解皇后碼頭歷史的導賞團,希望學生可以從中理解保育意義和香港歷史,「保育唔只係建築物本身,而係有歷史意義,想畀學生親自感受,去聽做相關研究嘅學者去講件事,嗰時做呢啲完全無問題!」

帶學生走出課室 訓練批判思考

他教中文,兼教通職科,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就如一個更大的教室,很多機會讓學生感受和了解這個城巿正在經歷甚麼,「學生見到保育人士苦行,知道原來保育議題可以用咁謙卑,但有影響力嘅行動去做」。他說那時候帶學生出外體驗,只需跟學校說一聲,學生家長簽通告,「唔係帶學生去參與,只係去了解,呢個係通識科要做嘅」。

透過實地觀察,訓練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他覺得這是通識科的本意,只不過10多年,卻已人面全非,他禁不住感慨,「今日已經無辦法想像,可以有咁嘅空間,去社會運動現場觀察,對照喺課堂內嘅學習」。

20年教學生涯,對於時政的看法,他不諱言,從來不在學生面前掩飾,校長、學校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只要唔影響教學就得,校長亦無因我做呢啲而唔OK」。課堂上,他會跟學生說自己的看法,學生絕對可以不同意,「歡迎辯論!老師學生都係平等,有自己立場可以用道理說服人,但唔代表要『打低』其他人,係尊重各自有唔同諗法」。

上月,他從中學校長的崗位退下來了,接替的新任校長,是藝術界非常專業的人士,讓他鬆了一口氣。2021年,那間中學急着找人接替校長一職,那時他已開始在教育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接任絕對是「臨危受命」,「我同佢哋講未必做得長,不過可以畀佢哋buy time去搵合適嘅校長」。

臨危受命當校長 幫學校「頂住」外界指控

作為校長,他覺得學生不應在思維上受限,應該給予最大的創作和思考空間,而他的任務,就是「頂住出面壓力」,面對無理的要求和指控,以最大的能力維護學校和學生的自主性。學校被攻擊,他說學校上下齊心,由校董至同學們,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同一件事,對其他學校嚟講係危機,但我哋唔當一回事,無用危機處理嘅方式應對,亦無特別解釋或做啲咩,我覺得呢個處理方式好恰當」。

但是,有些事情還是必須要做的,例如公社科要求學校帶學生到中國考察、在校內升國旗等,「呢啲一定照做,唔會畀佢有機會抽秤你,要我哋查圖書館有無違規嘅書,我哋照check」,他不禁搖頭,空間當然是愈來愈細,只能盡力支撐着僅餘的空間。

面對國安教育,他說敬佩留下來的同工,那些依然在堅持的人。而自己選擇離開,他承認,有做「逃兵」的感覺,「永遠覺得對個地方有虧欠,但離開係希望自己可以健康啲」。做這個決定,他很掙扎,因為喜歡這間中學,喜歡一起工作的同事,「走係咪不負責任?學校嘅工作點算?不如…留返低…」那時候,每天也在走與不走的抉擇上徘徊,「屋企人真係好擔心,我自己就唔覺好危險嘅」。

擔任校長前,他曾在教育大學任講師,從2016年至2021年,五年間經歷巨大改變。2019年後,上課前一定先跟學生表明課堂會談及時事,對於一些社會重大事件無法完全迴避,有擔憂可以退修。那時他的辦公室門外貼滿反修例運動的文宣和便利貼,儼如一塊小型連儂牆,有人把便利貼撕走,亦有人在上面寫上自己感想。離開時,他不留半點痕跡,「無人叫我拆,但唔想影響同房嘅同事」。

這幾年,他感受到微妙的變化,四周都是白色恐怖,「無話唔畀你做,但你要自己承擔後果」,他自覺地迴避某些疑似是紅線的範圍,卻坦言,恐懼很多時候都只存在於腦內,「以前從來唔會咁諗,呢幾年就不停思考」。他厭倦這種「遊戲」,進退維谷,「其實乖就得,但我又會問,點解要乖?點解會變成咁嘅田地?」他只能感嘆,教育界氣氛低迷,已是既成的事實。

實名投稿評論時政 家人擔心驅使離開

有一段長時間,許漢榮在香港各大主流報章投稿,也經常接受採訪,全部都用實名。「以前完全無擔心過,用自己名無受過任何壓力… 依家好難喇」。文章涉及時政,回憶過去寫過的文章,以今天的標準來說,也許敏感,但幾年前,根本只是以事論事,例如關於警察動用武力程度,「我唔係批評佢係咪做啱定錯,而係喺嗰個時刻,係咪需要用呢個程度嘅武力、喺無制衡嘅情況下使用武力」 。

教育界近年風聲鶴唳,做記者大概最能夠直接感受到那種恐懼。從前願意受訪的,現在都不願多說,即使願意說上幾句,也瞻前顧後。他說,教育界一向偏向保守,只是從前有工會保護,可以有較大空間發表意見,「其實以前肯講嘅,來來去去都係嗰一班,其他老師可能匿名都得,但前題係唔影響學校」。

以往願意受訪的,今天即使匿名也不願意了,他分析,「有心人」要找,必然會找到,整個教育界被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籠罩。「『行頭』細,請人時多咗background check。如果教育局覺得某個人有問題,就會要求解釋,可以不斷煩住你」。他說很多學校為免麻煩,就會「用自己的方式」停止僱用那些被局方認為有問題的人。

老師不敢受訪 說了也不會有改變

雖然殘酷,但只能承認,不受訪也不會有損失。「受訪又點?對社會根本無影響,都係咁囉,唔會有改變,政府依家仲會認真對待民間意見咩?仲會因為你嘅言論公道而思考自己推行嘅政策?」彷彿一切都變得無力。的確,甚麼也改變不了,甚至要冒上違法的風險,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只能放棄發聲,「不如算喇」。

當噤聲,成為了日常。他感慨,現時大家「只能」關心的,是解釋「為何國家富強」,而非「國家是否富強」。訪問那天,剛好是首屆公民與社會發展科DSE考試,他禁不住說上幾句,「無㗎喇,只係用教育去承載國安同愛國教育,考試出呢啲題目,咁做老師嘅咪調整教學策略囉」。他分析,公民科考試是已有一個既定立場,然後要求學生解說那種立場,長遠來說不能訓練學生獨立思維,相對通識科,公民科絕對不珍視多角度思考,學生只能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思考。

有人擔心,下一代的會否從此失去批判能力?他不認為必然如此,因為在殖民時期成長的自己一代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然而,14年通識教育,他覺得是證明「有好過無」,「老師教得好,學生看得出政客講嘅係啱定錯」。從歷史脈絡來看,整整一代人接受了良好的思維教育,懂得明辨是非,「對於政權嚟講係危機,面對批評,佢哋唔去改善自己而係殺科!」

對於現時香港的社會環境,他感到失望,「無人再敢走出嚟講公道說話」,因為發聲也不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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