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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曉清專訪|拖着行李箱上路 自我放逐最終無法見嫲嫲最後一面

2014年,六四歷史學者、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以口述歷史形式記錄三名八九學運領袖和參與者的經歷,以及流亡北美後的心路歷程。在書中,何曉清形容三名受訪者都患上「流亡綜合症(the exile syndrome)」,總被逼在「家與國」之間、「安穩生活與未竟之志」之間拉扯、抉擇。

何曉清十年後回望當年的文字,卻像在書寫今天的自己,「呢排我覺得書入面好多章節嘅題目,都變咗我呢段時間嘅一個寫照」。

就如一個流亡者,何曉清近年總是拖着行李箱在路上,即使想以香港作為歸宿,也被政權拒諸門外,她只好繼續帶着家園出走。她也無法倖免於「流亡綜合症」,為了自己相信的價值,自我放逐。即使至親離世,也無法回家見最後一面。

書中,何曉清對流亡的生活立下了如斯結論,「愈(為故土)獻身,他們與故土隔愈遠,他們的身分也愈發出現衝突……」

六四35周年巡迴演講

原本在中文大學歷史系擔任副教授的何曉清,去年十月底被港府入境處拒絕續簽工作簽證,校方隨即將她開除。失去教席後,她未有在谷底沉淪太久,踏入2024年就重新活躍起來,為六四35週年舉行巡迴講座,每週幾乎都在不同城市渡過。

四月底,她拖着行李箱來到加拿大愛民頓市的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在發問環節,有自稱是香港人的中年男子,向何曉清詢問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死亡數字估算,聲稱想與日軍侵華的死亡人數比較。

這樣的論調何曉清已聽得太多,「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經常教我嘅學生,只要有一個細節唔肯定,我都唔會講」。

她憶述,過去她在哈佛等院校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每逢學期尾,她總會跟同學們一起想像,「如果聽日,中國政府話大家可以有民主,可以開放,好似台灣咁,你哋會用咩方法研究八九六四當時發生咗咩事?死咗幾多人?」紅線解放,學生拋出一個又一個可能。「只有當我哋可以公開地調查,人民不再懼怕發聲,我哋先會對死咗幾多人有比較準確嘅概念」,何曉清如此回應發問。

「老粉紅」挑釁 中國學生維護何

「對我嚟講,死幾多人唔係對事件定性嘅關鍵,而係政府動用二萬軍人,用AK47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和平地要求改革嘅人民…… 真相與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沒有真相,談何和解?」

會後,何曉清與其他學生、觀眾閒談之時,該男子又插咀,聲稱六四只「區區兩千人」被殺,批評她不應以此事幫外國妖魔化中國。出乎意料地,身邊的中國留學生主動維護她,與該「老粉紅」爭辯。男子老羞成怒,一度向中國學生挑釁,想要動粗,幸得有其他人介入隔開,肢體衝突終未有發生。

兩日後,記者與何曉清相約在一間咖啡室進行訪問。她甫坐下就主動提起這件事,「我覺得我係好習慣呢種(被攻擊)感覺」。自從她在大學公開教授八九民運的歷史,不時會有未經歷過八九的愛國主義者在課堂上責罵她,各種難聽的說話、再不可理喻的理論都聽過,但這次感覺很不一樣。

何曉清近日忙於為六四三十五週年舉行巡迴講座,題為「記憶作為抵抗:由天安門到香港(Memory as Resistance: From Tiananmen To Hong Kong)」。(相片:《光傳媒》)

「以前係啲小粉紅嚟鬧我,今次係啲年輕人嚟defend我……嗰啲年輕人,雖然睇落好硬淨。但我睇住咁樣,我又乜都冇做到,我自己好自責囉」。她坦言,自己很在意這次的事件,因此即使日程再忙,同時又欠下不少『訪問債』,她也特地花時間聯絡被攻擊的學生和目擊者,除了問候,還想還原事件細節,盡歷史學者的責任,堅持真相。

「作為一個歷史人,我哋就係去建構歷史,保存記憶。呢兩樣嘢,算係一個歷史人嘅責任」。離開中國後,何曉清選擇了以研究八九六四的歷史作為己任,「呢個選擇,呢個題目,根本係一條好難嘅路,可能會又冇錢,工都冇埋,好多恐懼、危險」。

明知山有虎,為何當初仍要送羊入虎口?或許要由她這一代中國人的特質開始解構。

為出書捨親情 見別人過節嘆自己無法回家

在青春年華之時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一代,何曉清稱之為「天安門一代 (Tiananmen Generation)」。「天安門一代」被夾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時代之間,在政治狂熱的末端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始成長。兒時聽《國際歌》,學習為共產革命、為國家犧牲;長大聽崔健的《一無所有》,渴求個人幸福、自由。八九年廣場上的學生,不時在這兩首歌之間搖擺。

她對研究六四的堅持,正是「天安門一代」的犧牲精神的一個表現,「我訪問嗰班人,我哋嗰代人,個個都係物質好貧乏嘅時代下長大……我哋乜嘢艱難嘅痛苦都經歷過,但我哋都仲係瞇埋對眼,義無反顧,為咗一個理想咁樣撐落去。我睇到嗰啲流亡者,包括我自己,咁多年身無分文都去做,我覺得呢個都係當年共產黨嘅教育:你為咗國家、為咗理想,你要犧牲自己」。

要犧牲,是因為唱《國際歌》的自己與唱《一無所有》的自己不能並存,「佢(政權)係令到你,喺堅持理想嘅旅程入面,你每一步都係 torn between:《國際歌》同崔健之間,你都係torn between;我為咗理想,抑或為咗我個人幸福,你都係 torn between。我哋想做一個堅守信念,忠於自己嘅人,同埋要做個好嘅女、好嘅太太、好嘅老公,佢令到你只能夠揀一樣,呢個我覺得係最難。共產黨將我哋最美好嘅嘢,親情、愛情,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友情……冚唪唥佢就用嚟去要脅你」。何曉清拿起餐盤上的牛角包,一邊講,一邊將麵包撕開。碎片一點一點跌下來。

對於何曉清而言,無法自由地與親人相見,是當中最痛的代價。2013 年,身在哈佛的何曉清正為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作準備。臨近聖誕,學校圖書館閉館,她就借用校園內的一個小房間,日復日閉關進行修訂工作。

何曉清曾在哈佛等院校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圖為她與哈佛學生一同查閱八九民運檔案。(相片:被訪者提供)

到聖誕節當天,久未出門的她想走出校園散步,抖抖氣。走着走着,發現自己流連在當地民宅之中。隔着窗,她見到大屋內盡是三代同堂過節的溫馨畫面,「即係國破山河在嗰種心情。就覺得,我都好想可以返去同我嫲嫲一齊過節,過春節、中秋」。

這樣的心情一直在她心內醖釀。到 2014 年,書的出版如箭在弦。愈接近出版日,何曉清覺得自己愈像即將出嫁的新娘,想要悔婚,「我突然間覺得,我唔可以再出呢本書,因為我出咗就唔可以見嫲嫲」。那天她獨自走在哈佛園(Harvard Yard),打電話給老師,說想要放棄出版,邊走、邊講、邊哭。

最終無法見嫲嫲最後一面

小時候,何曉清的父母被政府分配到山區工作,留下她在城市由嫲嫲湊大。何曉清出書前曾回國探嫲嫲。那時嫲嫲已因健康問題,要長期臥床。探完離開,何曉清依依不捨,又在房外偷望,「見到佢猛咁用隻手撐住,想撐起身裝下我走咗未」。

「我見佢撐得咁辛苦,我又忍唔住,衝入去。我再攬住佢,我就話:『你一定要等我返嚟,我一定會返嚟』」。

「嗰陣已經諗住會出書?」記者問。

「唔知呀,唔記得咗,完全冇諗起過呢樣嘢」。她低下頭,望着枱上的麵包碎。

出書後,遠方傳來嫲嫲病危的消息,但她始終無法見到嫲嫲最後一面。

「佢一路都係等我,等咗好多年……我就係好自私囉,我成日要佢等我,但係根本就唔會等到嘅。而家諗返轉頭就係咁樣,嗰時我都唔知要佢等乜嘢,點解我覺得要佢等呢?其實都唔會等到嘅」。她彷彿在喃喃自語,邊說邊用手指黏起枱上的碎片,放回餐盤上,久久沒有抬頭。

「如果你話有咩時間,我係後悔做六四呢?嗰次應該係一次。基本上我冇後悔過做六四。」

故鄉或已再回不去,身在海外,何曉清也不願只當過客。在北美生活二十多年,何曉清幾乎每隔幾年就轉換一個新環境——溫哥華、多倫多、波士頓、佛蒙特州、普林斯頓,現在則落腳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她每去一個新地方,即使資源有限,也都會悉心佈置家居,「我覺得反而每去一個地方,我都希望喺嗰度,建立一個家、一個屋企咁樣嘅感覺」。

家當帶身上 不獲續簽後的流浪日子

2019年,何曉清獲余英時等學者引薦,赴中大教書。出發前她曾想就此長留香港,在香港退休,以靠近自己在中國的親人。落地後,她去街市買餸、買新鮮魚、煲老火湯、去茶樓飲茶、睇廣東話話劇,撇除政治環境帶來的巨大壓力,各個生活環節都很習慣,如魚得水。

但事與願違。2022年何曉清獲中大推薦,到美國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擔任一年的研究院士(fellowship),原訂翌年六月回港。但等到院士任期完結,她的香港工作簽證仍遲遲未獲續簽。

何曉清2019年遠赴香港前,曾拜訪恩師余英時。當時余先生曾叮囑她「勿忘知識人的責任」。(相片:被訪者提供)

此前,入境處曾就續簽申請多次要求她交代以往在北美的工作和資金來源。後來即使有大學向她提供容身之所,她仍很希望回港,不願立即落戶,因此過了人生最流離浪蕩的日子,「不停咁搬屋,一時住酒店、一時住 airbnb,到最後係租同事間房仔。所以嗰次先真係覺得係流浪囉」。在臨時的居所煮食困難,她養成了每日只食一餐的習慣。不夠空間放置家當,她唯有租迷你倉,天氣轉冷要特地去「開倉」換季。

還好多年來一直在路上的何曉清已養成將家當帶在身邊的習慣,「我覺得我咁多年都喺度出走,但我又希望可以建立自己嘅家園。余生講過:『我喺邊度,中國就喺邊度』。我帶住喺自己身上嘅嘢,就係我嘅全部囉。一個喼、兩個喼……四個喼最多,但所有我珍視嘅嘢,我就帶喺身上」。

到十月,入境處正式確定拒絕她的續簽申請,「可以話失去咗自己最珍視嘅家園、同學、校園。呢個失去,係繼八九年之後再一次將你手上,最珍視嗰啲嘢拎走咗」。

被中大正式開除後,往日的學生向何曉清傳來支持。(相片:被訪者提供)

何曉清坦言,當時自己在情緒上確實是倒下來了,有段時間幾乎不想跟人對話。但中大的本地、中國學生紛紛傳來支持甚至寄來手寫信,加上她接受傳媒訪問後,香港人留下的幾千個留言,統統像是漆黑中的點點燭光,轉化成她的力量。

「香港人沒有放棄我」 被放逐仍有人同行

到今年,她每到一個城市演講,亦總有一班香港人現身,給她最親切的招待,「當我一無所有嘅時候,我畀人掉咗出去嘅時候,香港人點都冇放棄我,因為佢哋知道我冇放棄我哋呢啲價值、冇放棄香港、冇放棄香港嘅同學。呢個係雙方㗎囉,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得知她失去教席,美國學界也很快有數間學校向她提出臨時的院士職位,江湖救急,令她盡早有落腳的地方。

2021 年,何的恩師余英時在美國逝世。何曉清當時曾撰悼文,引述余英時為《西尋故鄉》所寫的序,提到北宋諫官范仲淹曾三度被貶逐。最後一次,「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余英時認為,「放逐」實為「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何曉清的這次「放逐」,也有許多人同行、聲援,縱使近來還是孤身上路,大概也不算孤單。

何曉清(左一)很感激中大學生和香港人的同行,令她有力量在艱難的路上走下去。(相片:被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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