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會瓦解專題 之三｜失去民陣 是怎樣的一回事

「民間人權陣線」自2003年起每年舉辦七一遊行，經歷社運高低潮，民陣都堅如磐石，在民主運動外關注人權、警權和民生議題。但《國安法》實施後，這個連結公民社會的平台在2021年宣布解散。前民陣副召集人林正軒因為不想被迫「篤灰」而離港，而末代副召集人葉錦龍就前往日本，他慨嘆港府稱香港已「復常」，但大型遊行的場景卻已不復見。

民陣每年的「七一大遊行」，雖然曾被稱為「行禮如儀」、「春秋二祭」，但正是這種日復日、月復月的行動慣性，讓關心社會的巿民，在社運的高低浪潮中，也有一個可以凝聚的表達空間。即使在《國安法》生效後連續兩年的7月1日，在民陣無法舉辦遊行，仍然有市民自發遊行。

不想「篤灰」 選擇離開

林正軒（Vincent）是2016-17年間的民陣副召集人，卸任後一直留在民陣，他曾同時擔任「民主動力」職員，「47人案」正是離開的觸發點。

「我初時以為『47人案』只是唬嚇一下，因為1月拘捕了他們之後又放了他們（保釋），但去到2月尾47人不獲保釋、即時提堂，我就覺得『唔對路』了，共產黨似乎『嚟真』了。然後不足一星期，《聯合早報》又『放風』指政府準備調查民陣，我開始覺得自己處境有點危險。也許我只屬於第二、三層（被捕網），即使不控告我，但要我『篤灰』，我也承受不了這種壓力，所以只能選擇離開」。

儘管民主派初選時，他已經不是民主動力的職員，但在最近「47人案」審訊中出現的「證物」，還是出現過他的名字。Vincent只有一日時間執拾行裝離開香港，無時間「傷春悲秋」，直到飛機起機後，情緒才慢慢湧現：「可能當時疫情緣故，機上不多人，而且大部分還是中國人，只能孤伶伶地默默流淚」。

他回想，自2021年1月大規模拘捕初選組織者和參與者開始，自己已失眠了兩個多月，每天最多只睡三至四小時，身體變得好差，也對周遭動靜變得敏感，擔心自己會被跟蹤。過去在民主動力期間，他負責選舉協調工作，不論傳統民主派、傘後素人，抑或是反修例運動期間冒起的新勢力，他也曾經與部分人接觸、交流或合作；初選案後的不安感，除了是因為很多認識的人被捕以外，也因無法預知政權的搜捕網會蔓延多大。

Vincent到達英國後，仍然十分留意香港的狀況，他形容在16至17年度是香港社會運動低潮，政府入稟禠奪六名民選議員資格、林鄭月娥上任行政長官，但那時港人仍會嘗試發聲，「即使當刻沒有用，也會在事後想下次可怎辦」。

Vincent說。當年政治氣氛低潮時，各個組織仍然努力思考如何鼓動市民關心DQ問題、如何讓市民不要只關注誰擔任下屆特首，或把過多寄望放在任何一位候選人身上，「民陣不論高低潮也好，他就像一個蜘蛛網，各個成員團體就是蜘蛛，大家努力織網，把公民社會上不同類型、不同議題的組織連結一起。」

2016年6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後，民陣曾經先後就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和反對「一地兩檢」舉行集會，他覺得儘管沒有引起民間很大迴響，但大家也有放在心上，到了親中派準備以相同手段，強行通過《逃犯修訂條例》時，最終就激起大家的怒火，觸發了反修例運動。

跨議題平台消失 海外政治連結未成形

Vincent指出，失去了民陣，市民欠缺了一個平台獲取議題資訊或宏觀分析也，大家都知道有問題，但又沒有對應方法或反建議，形成一種「躺平」的心態。近期社會已經沒有討論應該如何走下去，反而有些聲音希望香港「死快啲」。

他認為民陣這種跨議題平台消失後，不單影響了香港整體的公共討論氣氛，也令海外離散港人的網絡連結變得薄弱。反修例期間，他仍客串為民陣舉辦或協辦的遊行集會擔任主持，其中2019年6月26日「G20集會」就串連了不少海外港人在各地一同響應行動，呼籲各國政府支持香港，向中國施壓。然而他觀察到，在更多港人流散海外的當下，這種全球大連結卻不再出現，最多是個別地區較為蓬勃。

Vincent指出，現在不少海外港人組織由素人成立，相對欠缺經驗，組織之間認識不深，未有穩固的溝通網絡和機制，結果很多組織工作或行動要重頭做起，亦令一些政治議題或倡議未能有效串連，繼而形成政治能量。他剛剛抵達英國時，曾考慮建立這種議題交流平台，但人力有限，港人組織之間的信任度也不強，最終只能轉向協助港人融入當地文化。

他直言：「現在這麼多香港人流散在海外各地，是很需要一個平台把這麼多組織串連起來，集結力量」。

末代民陣 冀重現弱勢社群議題

葉錦龍（Sam）在2020年接任副召集人時，沒有想過自己會是最後一任。他苦笑，自己應該是惟一一屆未曾舉辦過遊行的民陣秘書處。在這個只能談國家安全的時代，他沒有放棄發聲的機會，希望仍能藉着民陣平台串連不同弱勢或邊緣社群議題，例如LGBTQ、婦女、勞工、少數族裔等，也期望連結新當選的區議員，讓他們認識不同社群及議題，擴大公民社會的影響力。

那時候，他以為新冠疫情很快會過去，結果民陣解散了，疫情也未結束。更甚者政府以疫情為由箝制示威權利，他準備上任之際，正值發生國安處闖入《壹傳媒》大樓搜查，本來想發起聲援也被《限聚令》禁止。以往1月1日，民陣都會舉辦元旦遊行，但同樣被《限聚令》禁止而改成以貨車巡遊「嗌咪」。

2021年Sam辭任副召集人一職。同年7月，政府「放風」取消區議員資格及追討薪金及營運津貼，Sam決定辭去區議員一職。一個月後，民陣亦正式宣布解散。

辭職其實未有讓Sam感到輕鬆，「一日做過民陣，一日都有被捕風險」。而且，辭任區議員仍須負擔辦事處租金，他形容那時候「幾乎陷入破產邊緣」。投身政界前，他從事活動策劃，經常到中、台、日、星等地工幹，亦曾在日本留學和居住，但始終視香港為家。

然而，在「新香港」下，沒有生意伙伴夠膽跟他合作，加上自己和太太又不時被《大公報》跟蹤監視，「我不想朝早6點被拍門後，有至少一年時間見不到家人、呼吸不到自由空氣」，即使僥倖沒有被捕，在政商界皆無發揮空間下，他覺得自己也不過是活在一個大監獄。

最終，他決定跟太太在2022年中離開香港到日本做研究，更開始在當地展開援港工作。從飛機窗口俯瞰時，他還是會捨不得香港的人和事，同時覺得背叛了仍然在這個地方奮鬥的人，無法和這個視為「家」的地方共存亡。隨着飛機愈飛愈遠，心碎的感覺愈加強烈。

政權容不下溫和交流平台

民陣、其他公民社會團體、街坊組織先後解散，葉錦龍形容是「一砲打回解放前」。他還記得民陣解散前夕，甘浩望神父作為其中一位成員團體代表，仍然寄語大家要繼續關注CIC（Castle Peak Bay Immigration Centre, 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的難民，「民陣沒了之後，我們便失去了一個可以一同發聲的渠道和平台」。

除了對政府竟然容忍不了一個如此溫和的交流平台而感到可悲外，Sam最心痛的就是公民社會失去了一個有機聚合的平台，弱勢和邊緣社群的利益在之後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和忽視。

Sam坦言，在日港人社群人數及規模上不如英國，參與度亦談不上熱烈，自己串連現有的在日港人組織組成「日本香港民主連盟」，未來亦想在日本內進行普查，了解從何入手凝聚在日港人。他希望長遠而言以前議員身分，將各地港人組織的主張和倡議帶到當地議員、官員面前，例如早前政府宣布「改造」區議會，他便以前區議員身分聯同本地及海外的40名前區議員聯署批評來屆選舉是「假選舉」。

未來變數太多，他不敢斷定香港的未來，但內心仍然希冀着香港能夠回復以前公民社會的形態，甚至是比以前更自由。

學者：透過不同活動令香港身分傳承下去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在《國安法》生效後發表過一篇文章，形容香港公民社會迅速瓦解，社會也會進一步「躺平化」。兩年過去，他認為香港社會目前的確被共產黨的單一聲音主導，上至立法會，下至網絡，個人都不被允許有反對聲音，但他認為這並不代表抗爭運動的動能消失。

他指出，即使香港獨立書店、社區報不再討論政治，但透過文哲、社區議題仍能凝聚一群具批判力的民眾；具有社會關懷的電影、紀錄片仍然不斷提醒觀眾，在一片唱好的主旋律下的「真實」。

而新興的媒體在本地及海外繼續百花齊放，努力提供另類聲音和角度。他觀察到，海外不同的港人組織仍然努力凝聚港人，提出各項政治倡議。這些都反映了香港的民主運動以其他方式展現，更重要的是「能做甚麼，就做甚麼」。

何明修又以台灣為例，從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台灣再解放聯盟」，也奮鬥了40年才等到台灣民主化，70年代的更有不少是由「第二代」社運人士接力，達賴喇嘛創立的「西藏流亡議會與藏人行政中央」也從50年代起奮鬥至今。何明修認為，關鍵在於香港人是否願意把一直信奉的價值、文化傳承下去，透過不同活動或行動讓香港人這個身分延續下去。他認為只要香港的認同能夠維持下去，就會有光復的一天。

記者手記

跟這幾位受訪者傾談時，每當請他們憶起自己準備離開香港、面對所屬組織的解散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語速變慢、語調低沉，但講到當下工作又會變得侃侃而談，彷彿有一半的自己被活埋在香港。留下來的人面對不確定的紅線、每天也有被捕的風險；但離開同樣背負着無法釋懷的罪疚感，幾位受訪者都提過類似的關鍵詞：逃兵、拋棄、背叛、愧對、無資格，一邊繼續在異地努力讓當地人認知香港處境，同時又覺得自己怎樣做還是做得不夠。對於未來，有人樂觀亦有人悲觀，但大家仍會用着自己的方法為香港做點事。

這篇專題本想同時訪問一些仍然留在香港繼續奮鬥的前公民社會成員，惟邀約訪問期間正值國安處要求多名職工盟前幹事「協助調查」。這個狀況正好印證蒙兆達所說，留下來的人仍然默默耕耘，這種打不死的精神，讓國安如坐針氈，但對海外流亡者來說，這種精神則是繼續奮鬥的來源。

《白日青春》最近在港、台兩地公映，戲名出處來自清代詩人袁牧一首詠物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絕處之中，苔蘚仍會憑着自己的努力，繼續綻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