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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社會瓦解專題 之二|當今天的香港 容不下專業人士議政

「法政匯思」的創辦人任建峰去年4月帶著母親的骨灰離港,飛機起飛時他忍不住啜泣,離開這個打拼21年的城市,他不覺得自己有即時危險,但前景未許樂觀,「拉人拉到無人時,就可能拉到我這些身處後排的人」。社總前總幹事許麗明自言,社工參政、議政,甚至在衝突前線輔導,其實都是紓緩社會矛盾,屬另類「維穩」。她卻被控阻差辦公罪,連舉辦電影放映會收到警告信,2021年7月她決定離港赴英。

除了政權的聲音 一切討論已不存在

2022年4月,任建峰(Kevin)與繼父帶同母親的骨灰一起離開香港,飛機起飛時他一邊拍片一邊啜泣。回想離開的決定,他這樣解釋,「我沒有自大到覺得自己有即時危險,但(警察)既然要維持國安經費,拉人拉到無人時,就可能拉到我這些身處後排的人,所以趁現在還算安全、仍然是small potato時就要離開」。

在離開前,Kevin於《明報》有個專欄,但《國安法》落實後,每次思考題目也很困難,擔心哪一點會成為禁忌,被政權或親中派拿來大造文章,每寫一句也要「就着就着」,十分壓抑。

他在2020年時已把家人送回澳洲,當時只是考慮兒子升學問題,與《國安法》無關;但是疫情產生的旅遊限制,導致一家人長期分隔,加上香港認識的朋友不是離開就是坐牢,均令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過去10年,專業人士對在香港「參政」、「議政」的想像已經截然不同。雨傘運動結束後,在「傘落社區」的號召下,不少新的公民社會組織相繼創立,法政匯思是其中之一,持續就社會議題或是爭議進行法律角度評論及解說。Kevin認為他們以法律執業者角度去論述,是帶領社會及其他公民社會組織更容易理解事件,開展進一步討論。

但當政府落實《國安法》後,他覺得討論空間已消失,「社會除了政權的聲音,其他聲音幾乎被滅,根本已沒討論可言」。

他早在2018年已退任「法政匯思」召集人,法政匯思則在2021年7月宣布解散,比教協、支聯會還要早。到底他們是因為受到威脅,還是因對局勢的判斷而作出這個決定?Kevin說他當時已不在決策管理層,但他支持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畢竟「斷頭台上的,不是我的頭」。

對於香港的前境,Kevin偏向悲觀。他認為香港會被中國「同化」的機會頗低,因為中國把香港人當成二等公民,「但是香港愈遲一天光復,結局就會像《魔戒》原著結局,即使哈比人光復家鄉,但家鄉也已被邪惡勢力摧殘,主角佛羅多(Frodo)在大戰後身心受創下,只能再度遠走他鄉」。

認清社工本質 思考自己、受助人與社會關係

許麗明是六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被政府控告,雖然最終獲判無罪,但仍猶有餘悸,「一單無事啫,(之後)可以有其他嘛」。

反修例運動期間,她任職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有見612期間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她便與其他工會理事及熱心社工籌組「陣地社工」,在前線協助緩解雙方衝突、提供情緒支援等。

她自言,社工都有「維穩」角色,「不論我們是普通社工、或以社工組織名義發聲,還是參選立法會或特首選委,固然有為弱勢社群或社會問題發聲,但同時我們亦處於建制內的崗位,是體制的一部分,我們所做的工作無可避免就有『維穩』的成分;我們走上前線,幫抗爭者洗眼、安撫他們的情緒,令他們不會這麼激動,緩減衝突發生,其實也可以是一種『維穩』」

許麗明自覺維護社會穩定,卻因為在前線調解被控「襲警罪」,後改控「阻差辦公」;理事陳虹秀更被控「暴動罪」,案件在2020年12月中審訊完結,二人都先後獲判無罪。

但四個月後許麗明又再次遇上驚心動魄的事件。當時,社總打算在五一勞動節當天內部放映《中大保衛戰》,但在原定放映的前一天,約10名警員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職員登門。

她憶述:「衝上來我們社總那個小小的office,然後拿着那些『大機』(攝錄機)拍住我們,只是為了讓那個職員親自交警告信給我們——但其實我們在樓下有信箱的,所以他們很明顯是為了要震懾我們」。

警告信內容指《中大保衛戰》放映會未有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獲發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若上映即屬犯罪。到了「五一」,又有不知名人士跑上辦公室問是否可以看電影;緊接的星期日,又有警察到社總門口「巡查」。

送映會取消告終,許麗明依然擔憂,「雖然兩次都無事,但第三次還會否這麼幸運?是否應該要珍惜自己(安全)?」五一後,她對生活周遭也變得很敏感,有次在家裏進行網上會議,因為居住的村屋比較容易聽到地下開門聲,她聽到門聲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跟其他會議參與者「打底」,如果自己被捕的話,請替她聯絡律師和相關人士。

到了2021年6月,李家超及鄧炳強兩位「武官」分別上任政務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她當時已經預想到他們或許會是下任特首人選。她說,人需要有自由的空間才能生活,「但他們兩個上任後,在香港只會愈來愈難生活」。最終,她決定在7月離開。

離開前幾天,許麗明仍然在社總工作和教班至最後一刻,她形容這段時間「好像有個火爐在胃裏,不斷燒、不斷燒」,長年輔導他人,她知道這是大壓力的表徵,但判斷不到是因為不捨得,還是擔心走不到,直至飛機起飛後,這個感覺才消失。不過落機一刻,看到有個英國警察在空橋站崗還是嚇一跳,定過神來才醒覺自己已身在英國。

在有限空間下為受助人充權

她自言從事社工這一行應懂得控制自己情緒,以免影響工作。然而,來到英國初期,偶爾還是會情緒低落,特別是因為時差關係,有很多感受無法和朋友分享。在英國,她和另一位來到英國的朋友籌組一個名為Re-Water的社企,以文化藝術層面向本地人講述香港議題,譬如在2021年底國殤之柱被香港大學深夜拆除後,她們另一邊廂便隨即在英國開街站,告知當地人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早前她來台灣分享英國經驗時,曾有考慮過乘搭國泰航空,因為可以在香港轉機,「親近一下香港」,朋友聽到她這個想法也嚇了一跳,不過她自言純屬妙想天開。自己即使沒有風險,也不會想回到香港,因為這樣好像認受政權對這個地方的統治,目前唯有把這份思念放在心裏和英國的工作上。

她認為,《國安法》影響社工議政,「無人知道紅線在哪,所以做任何事都會瞻前顧後」,過去對政策或政府做法提出鮮明、具體的反對或批判,今天已是難以想像;所以,她認為關鍵在於社工自身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下為自己、為受助人充權(empowerment)。

儘管如此,許麗明對香港未來仍然有期望和有信心:「過往公民社會所倡議的民主價值、對合理生活的要求,已經令到社會有所反省,就像種子埋藏在每人的心裏漸漸萌芽,不論人在香港還是海外,只要大家仍然記得這些價值和經歷,時機一到,大家聚在一起從頭開始,即使未必是回復以前的模樣,但相信也能建設一個更好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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