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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蘋果》時代 散落於媒體夾縫的種子

那個下着細雨的晚上,讀者們圍在蘋果大樓外的馬路上,搖着手中亮起了燈的電話,向着大樓直喊,「蘋果加油!」記者們在大樓的頂樓,站在那個大概從未使用過的泳池旁邊,大聲回應着,「香港人,加油!」兩年過去,圍牆上的小草也許已長得很高了,那個雨夜發生的事情,伴隨着過去26年發生的一切,逐漸遠去。大閘徐徐關上,昔日共事之人只能隔着鐵窗相見,兩年前站在大樓內的她們,卻沒有轉身離去,依然在記者崗位上努力不懈。

做到最後一刻 是一種態度

Phoebe記得,在《蘋果日報》最後一天,當同事們忙着收拾或拍照留念時,她被上司派到大樓外做街訪。她看了一看時鐘,已是晚上10時,距離「熄燈」只剩兩個小時。在人群中,她找到了一位中年女士,「聊了一會,她攬住我喊,說自己七一生日,《蘋果》每年也陪着她過,今年就再沒有了」。那一刻,她驚覺原來這份報紙,在一些人的人生中,扮演着這樣重要的角色,「陪着她成長、日日睇。聽到她這樣說,真的很震撼」。

回到那張桌子,敲着那個鍵盤,她把最後一段街訪寫出來,傳給採主,晚上11時30分報道刊出。雖然這篇報道只存在過30分鐘,但存活的長短並不重要,因為她覺得這代表着一種態度,一間即將倒閉的報館,最後兩小時,記者依然在工作,「覺得要做的事情,必須要做,也許是一個完滿的結局,真正地體現做到最後一刻」。

這是《蘋果》的結局,也是她在這間報館工作6年的一個句號。2015年畢業後的第一份工,就是在《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工作,後來被派到「蘋聞追Click」專題組,追訪較為深入的報道。

如果初戀註定要談一場沒結果的戀愛,那麼這段經歷了6個寒暑的初戀,也算是不太悲慟地好心分手。留下的,雖然也有令人懊惱的回憶,但更重要的是那份無法被磨滅的精神,「這種精神散落在不同的獨立媒體身上,依然有很多記者繼續寫」,她就是其中一個散落的種籽。

Phoebe於最後一天離開《蘋果》大樓時留影。(相片:被訪者提供)

之後,她在「杜汶澤喱騷」工作了一段短時間,然後輾轉到了《眾新聞》,三間公司,她看見了完全不同的風景,「《蘋果》分工很仔細,《眾》人手很少,自己拍片、剪片、寫稿,大家都非常努力嚴肅地做新聞,而且自由度大,會一起傾用甚麼角度報道」。共事的都是非常資深的前輩級人馬,細小的的新聞室內,同事們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她感受到「很熱衷地做好故仔」的一種面貌。

她在《眾》的日子很短,入職時抱着「試一下」的心態,但上班不足一個月就遇到突變,「那天阿姐叫大家回去開會,她說想『齊人』開會,我見神色不對,應該是有要事宣布」。」那日是2022年1月2日,《眾新聞》宣布將於1月4日停運,Phoebe形容,做了一個月就「無咗」。

半年間,再一次經歷「無咗」,在《蘋果》最後那天,她忙着寫最後一份稿、收拾細軟,無暇傷感,《眾新聞》最後一天,她再也無法控制大哭了一場。

由「真係玩完」到成為記協執委

哭《眾新聞》,哭媒體業,也哭自己的記者生涯。那一刻,她驟覺自己「真係玩完」,反問自己還有甚麼方法可以繼續留在傳媒這一行,那時的答案是:沒有。「連最後一個可以學習的機會,也沒有了」。一年多後的今天,她覺得,也許《眾》這樣的結束,比《蘋果》的好,「起碼大家還可以齊齊整整影張相,約出來聚」。

今天的她,打倒了當天絕望的自己。她沒有「玩完」,繼續做記者,「不想轉行,不甘心」。「間間都執,真係無嘢可以做?」她笑着說,自己不是做一些「驚天動地」的新聞,偏向做一些較軟性的社會或地區新聞,例如LGBTQ、社區重建、少數族群等議題,「這些議題,他們面對的問題,有沒有《國安法》也要寫,重建區小販的生存,無論時勢如何,也會存在」,她相信,一定有地方可以讓她繼續寫下去。

離開《眾新聞》後,她一直以自由記者身份工作。(相片:被訪者提供)

失去一間又一間傳媒機構,記者飄泊、散落,Phoebe決定做自由身記者,有想做的專題,就跟不同報社聯絡,洽談合作,「有些地方依然願意接收這種新聞」。她朗聲的笑了,幾年間的跌宕起伏,沒有讓她頹喪離場,反而跑去參選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更成功當選了。

自由身記者之苦,不足為外人道。「很多freelance記者採訪時都會擔心,例如採訪遊行若被(警察)截停搜查,可以怎樣做?沒有保障,試過問合作的新聞機構,他們叫記者在被截停前離開。吓?咁點做嘢啊?」她覺得作為記協執委,或者能在場監察,跟警方溝通,嘗試保障這班自媒體和自由身記者的工作權利和人身安全。

經歷了兩次「無咗」,會怕有第三次嗎?她想了一會兒,說要是記協真的撐不住了,就當在最後的時間「做最後的掙扎」,她覺得記協的存在不是完全沒有作用,「起碼可以發聲,如果有自媒體的記者『被夾走』了,起碼有人發聲。記協未必做到好多,但希望在縫隙中做到一些」。她笑說,這算是「消極中不躺平」的心態吧。

後《蘋果》媒體時代

曾於《壹傳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小玉(化名)觀察到,在《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結束後,選擇繼續留在傳媒行業的記者實在相當少,「整體行業人手跌得好犀利,一些稍有規模的報章港聞版,大約只有10個記者,以前高峰期有廿幾個,但版面沒有減少,情況非常嚴峻,質素當然下降」。

新聞工作者大量流失的情況持續近兩年,她說很多中層、年資較長的記者和編輯也選擇離開,「有豐富經驗、行家公認有能力的中層,好多都轉行,或想休息,於是只剩一些平庸、沒有新聞熱誠的中高層」。面對中層的大規模流失,她覺得對香港的整個傳媒生態影響深遠,「變成『得過且過』,新聞報道沒有angle,中層抱着『填版』心態,或者是能力所限找不到獨特的報道角度吧,無心、無能力」。

她解釋,即使有熱誠做新聞的中層,也因為資源極少而無法做得好,「如果底下只得幾個記者,最終還是只能『炒稿』」。一些「細圍」採訪,近年往往只有3、4間媒體派記者出席,「有些公關甚至會寫好一段『出街』版本,(報館)老細見到開的新聞角度差不多,就整篇出,完全沒有傳媒道德」。她感慨這種情況漸見普遍,甚至成為新趨勢。

中層、具有豐富經驗的傳媒工作者流失,導致青黃不接的情況,「年青記者可以向誰學習?前輩的經驗就此失傳,例如立法會出文件,年青記者未必知如何跟進,又或者隔日才出報道,節奏慢了,大家一齊追新聞,才能做成輿論,現在已很難做到」。

政府重視的議題 不能負面報道

除了人才流失,小玉亦觀察到現時媒體業界正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現在政府會很強勢地deny(否定)傳媒的報道或跟進」,她舉例,近年跟政府新聞官溝通,對方很自覺是「強勢一方」,「以前是覺得你點都會寫,但現在是你有你寫,他們可以不回覆,覺得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議價能力)更大」。

「面對官方壓力更大!」她搖頭感嘆,在那些她曾任職的主流傳媒中,一些中央或港府重視的議題,如果刊登的是負面報道,公司高層必定會「收到電話」,「即使報道有充份理據,也會受到壓力,政府重視的議題不能負面報道」。雖不至於控訴,但她也說得明白,上司明言,某些議題、機構不能罵,要「輕啲手」,相反,找某些團體問回應則不能「搵得太密」。

媒體擔當着監察權貴和政府的角色,小玉覺得,在後《蘋果》時代,這個角色已變得舉步維艱,「例如地產商,現在做了衰嘢,都不會有人知,沒有資深記者發掘。政府權貴很容易『過到骨』,對社會其實有很大損害,就算有記者留意到,或者都不夠膽寫」。她感慨,沒有敢言媒體的後果,社會變得更「死氣沉沉」。

她更指出,媒體的自我審查亦有加劇的趨勢,「例如《蘋果》結束一、二周年報道,一些較為開明的媒體也不會做,上頭會反問,這報道有甚麼價值,覺得沒有意義,沒有新聞性」。而面對勢將立法的《基本法》23條及「假新聞法」,小玉坦言記者是首當其衝,「寫報道出實名,或會有安全問題」。

她以早前有法庭記者被可疑人士跟蹤事件為例,指過去一直沒有發生這種事,「立法後會擔心人身安全、所屬機構安全,亦擔心受訪者的安危,受訪者或會怕具名受訪,回應時會更溫和…其實現在已很常見」。

她形容自己就如背後被人用槍指着,讀者看到報道,會知道文章是在怎樣的處境下寫出來的,寫的和讀的,都了解傳媒現時所面對的困境,讀者只能嘗試找尋其他不同的媒體,試圖填補某些空白了的角度。

《蘋果》是行內「電兔」、「保護傘」

《蘋果》的消失,她覺得對行業的影響「超級巨大」,「它的報道未必最好,卻是新聞自由的風向標,失去《蘋果》意味着失去新聞自由,而且《蘋果》匯集很多精英,做新聞快、狠、準,對同業亦添加壓力」。但她說這種壓力並非壞事,反而是通過壓力,令同業間有良性競爭,「現在失去了對手,一些視《蘋果》為競爭對手的媒體就頹了很多,以前會聽到行家說因為《蘋果》,條稿就『唔擺得』要鬥快出」。

即使非關政治立場,她說當時《蘋果》追新聞的速度的確很快,而且報道全面,在業界有「電兔」作用,而且不時揭發權貴和社會黑暗面。除了監察權貴,她認為《蘋果》亦非常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重視社會公義和道德,「現時少了傳媒關注他們,只能苦苦經營」。

而在政治上,正因《蘋果》走得最前,形成了一個「保護傘作用」,「其他較開明的報章可以大膽寫多一點,因為前面還有《蘋果》在政府的spotlight底下。沒有《蘋果》後,那些在中間的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最前一排」。

電兔死了,保護傘被毀,情況那麼壞,為何還是留下來?她說,雖然有人覺得現時新聞自由受限,做新聞很多制肘,卻因為見到很多新聞「無人做」,自己還有能力做,便嘗試繼續做,「在雨林中要保育大樹,首先要保住到生物多樣性,荒漠之中種一棵小草就是對防止沙漠化出一分綿力,時勢不同,功能亦不同」。

她決定留下來,默默耕耘,努力做好最基本的要求,在歷史中儘管微小,卻不能說是毫無意義,「說不上甚麼影響社會,有得做就做。我明白現在做很多事情都很微不足道,但我們只能做好自己相信的事,每個人也是」。她說自己尤其喜歡一個說法:新聞是為歷史留一個記錄。

在後《蘋果》、後《立場》時代,不少自媒體和獨立記者依然默默努力,散落於夾縫中的種子,哪怕歷盡風雨,某年某月,也許能栽種出馥郁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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