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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三周年專題|四個毅然出走到台灣的前區議員 之二

2021年7月,港府以「完善選舉制度」之名,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中國《憲法》及《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二百多名區議員相繼在宣誓前辭職,有些則在宣誓後被DQ,不少人因為憂慮《國安法》選擇離開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周年之際,《光傳媒》訪問四名因為政治風險移居台灣的前區議員,一連兩日刊出專訪。前元朗區議員黎國泳到台灣後做出版社編輯,希望協助在香港已不能出版的書在台出版;前中西區議員張啟昕則獲台灣永久居留權,對於黨友和社運朋友相繼入獄,她感慨,「如果可以不走,香港永遠是我最想留下來的地方」。

失去說話能力 不能失去思考能力

坐在小書店外, 黎國泳說起自己做編輯的日子,20年來,在新聞雜誌、出版社工作,編過多少篇文章,已無法算得清。去年8月到了台灣,他決定重操故業,「對台灣的出版界,依然有少許幻想,或者能夠在自由的地方,出一些在香港已不能出版的書」。

2019年,他當選元朗水邊選區的區議員,兩年後選擇宣誓,卻被裁定宣誓無效,即時喪失區議員資格,並在5年內不得參與任何選舉。被DQ那天,他決定申請「就業金卡」簽證到台灣。

他一直思考,失去區議員崗位後,還可以做甚麼?那時候,他去法庭旁聽、探監,但日子逐漸過去,他漸覺生活愈來愈壓迫,「要做個正常人?抑或一個裝聾扮啞的人?」

離開了的人,總有一些不捨的人和事。「是以前的街坊和戰友,還有香港的山水」,戰友是初選案被告之一、還押逾兩年的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2016年朱凱廸宣布出選立法會,看着他「一支公」沒有政團支持,黎國泳決定幫忙做街站義工,卻沒料到朱凱廸竟然以逾8萬高票當選,成為當屆立會直選票王,「他開地區辦事處,『無人無物』好困難,那麼我就學做吧」。

那時候,他決定由全職編輯轉為半職,大部份時間花在議員辦事處,說起那些跟團隊一起並肩的日子,他笑得燦爛,彷彿回到那個帶點凌亂卻又溫暖的小議辦。

半途出家「搞政治」,他只能「邊做邊學」,半義工性質的工作,卻帶來金錢無可比擬的滿足感。他甚至自嘲,讀中文系出身、在傳媒行業做編輯,人工本來就不高,所以即使半義工形式在議辦工作,也沒有太大生活壓力。

由只是參與遊行,到後來參選區議會,在大時代裏,他覺得自己只是由一個「接單張」變成一個「派單張」的人。

幾年地區耕耘,他形容2019年參選是一個「順着社運洪流」的決定,「焦點明顯改變,已不能做傳統『區佬』」。那一仗,其實贏得很險,區內四成以上是65歲以上不懂字的老人,另一半卻是中產屋苑居民,選民光譜非常兩極,「對家也很緊張,選舉那天下午突然推幾十個輪椅婆婆下來投票」。

在台灣出版香港禁書

1年10個月的任期,大部份時間也要面對疫情,「搶口罩、派物資」成為最重要的「政績」。轉眼間,到了宣誓那天,「預了會DQ,但還是堅持去了,始終是選民選我出來的,不想自動放棄」。不想放棄,但也只能放棄,他慨嘆,沒想過《國安法》後,一切崩壞得那麼快,「47人案、《蘋果日報》,之後其他團體就如骨牌般倒下,未審先囚已經兩年多,真的很荒謬」。

DQ後,他覺得自己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層面、政界,已沒有角色,而留下來的代價,就是要噤聲。甚至是寫每一字,心內也有很多計算,這種狀態實在令人很累,「離開,或者還有重新講嘢嘅機會」。

失去說話的能力,但不能失去思考的能力。去台灣前,他幻想在一個自由的地方,可以有說話、思考的空間,可以理所當然地進入公民社會,但現實卻未必如他所願。在台10個月,現實比想像複雜得多,他覺得還未能掌握自己在台灣的身份和角色。

剛到台灣時,黎國泳經常參與不同活動,希望融入台灣社會再決定下一步。後來選擇在出版社做編輯,但他說依然在摸索階段。(相片: 《光傳媒》攝)

理想就此幻滅嗎?他相信還有希望,在港人開辦的出版社工作,他嘗試令台灣讀者留意香港議題的書籍,令巿場覺得「值得」出版,但過程一點也不容易,他時刻反問自己「要死心嘛?難道這些書只能做給香港人看?」

即使困難,他仍然樂觀,覺得借助台灣的出版自由,可以出版那些已無法在香港付梓的書,「香港無人敢出,在台灣卻又遇到重重波折,但很想令香港人知道有這些書的存在,連繫世界各地的港人」。

在台灣逛書店,他見到店內掛着「光時旗」,已不覺得怎樣,回想離開前的繃緊,他說現在生活過得很開心,「但其實只是正常生活,已覺得很好」。在台北的香港議題遊行中,很多時也會看到他的身影,612四周年遊行那個周末,他揮動着手中的旗幟,說一定要參與,因為這是香港人的事情。對着鏡頭,他展現着笑容,想起訪問那天,他說現在最感恩的,就是能夠自由、沒有恐懼地過日子,「經歷過《國安法》,平靜、免卻恐懼的日常,已是很感恩」。

社區工作 打開想像

「我現在是台灣人了!已拿到永久居留權!」張啟昕高興的說。10年前,她從臺灣大學碩士畢業後,就回港工作,沒想過輾轉間,又回到這裹。作為「僑生」,本應回到台灣居住滿一年,就能拿到永居,但她在申請時,政府卻提高了審批門檻,被「加監」半年,一切沒明文規定,她感慨:「潛規則又加咗」。

她知道大部分同時間申請的港人不獲批,而自己卻獲批,應該是因為她已有全職工作,「以前不用交待這一年做過甚麼,現在則要證明自己有打工」。她說自己算不幸,第一批被加監,卻又慶幸自己已有工作,最終順利成為台灣人。

到台灣讀書前,她是一個中學老師,教體育,說那時自己連民主黨和民建聯也分不清。直至到了台灣讀碩士,開始參加沙龍講座,才留意到社會和身邊發生的事。2014年,她跑去當許智峯的議員助理,「見工第一句,他就問我要不要出來選?」她反了一下白眼,說當時只想找一份當是過渡期的工作。

她形容,做議助那段時間,讓她「打開想像」,研究區議會職能、香港政治生態和制度,甚至參與由土地正義聯盟舉辦的「土地小學」,令她覺得,或者能嘗試經營一個社區。然後,雨傘運動爆發,改寫了她的人生。

佔旺被判藐視法庭罪成 留案底

那時候,她天天也在佔領區,看着一個小社區的形成,「社區內不同理念的人的互動,學到如何做組織」。佔領旺角清場那天晚上,她到旺角去「支援」,跟前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一同被捕,被控藐視法庭罪,她說那時被捕十多小時後直接上庭,「不擔心,因為有一班人,有安全感」。

三年後被判罪成,入獄1個月、緩刑1年及罰款1萬元。「要是現在,一定要坐監了」。她亦因此有了案底,那時她想,應該無法擔任教職了,「代課或者得,但正職不會有學校收」。

回不了學校,她決定投身社區工作,2015年代表民主黨出選區議會中西區正街選區,僅以33票之差落敗。然後,破釜沉舟,她再次跑去讀書。這次是香港大學的園境建築碩士,她覺得這一科對日後的社區工作有幫助,「學習如何規劃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園境建築的公共性跟做區議員有很大關係」。

那幾年,她一直在區內工作,跟街坊建立關係。對她來說,2014年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說自己「爆過」也「震撼過」,後來到了反修例事件,頓覺自己角色已變,「有案底,我承受到,若再行前,不想家人再承受多一次」。4年前發生的事,餘下的記憶,甚至比當時那些畫面的衝擊更大,即使努力跟記憶保持距離,影像依然偶爾湧現。

香港永遠是最想留下來的地方

同年,區議會換屆,深耕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成功當選。但她的心情,非常矛盾,「如果沒有反修例事件,未必會贏,但我想因為自己實力而贏,不想靠別人的犧牲而贏,唔安樂,心情很低落」。而她亦在之後一年的6月畢業,「學到的東西,很想在社區實踐,但已做不到」,因為7月,她辭職了。

因為《國安法》,很多黨友和社運朋友相繼入獄,張啟昕長遠已準備到台灣生活,但法例的實施加速了這個決定,「拘捕了這麼多人,不知道節奏會否突然加快」,便決定早一點到台灣,然後再打算日後的人生。離開了,身體自由,她不諱言,依然有很多無法疏理的情緒,朋友在獄中被「未審先囚」,她自責,覺得自己怎能在另一個地方安靜過活。

張啟昕離開香港時,沒有跟太多人透露。到台灣後,她坦言找工作很困難,門檻相當高,更要找到有公司願意協助申請工作簽證,過程繁複。(相片:《光傳媒》攝)

「如果可以不走,香港永遠是我最想留下來的地方」。世上無如果,她覺得台灣未必是一個可以一展所長的地方,自己擁有社區經驗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並沒有優勢。她今年37歲,若要考取任何專業牌照執業,就要再讀書,坦言若要「搏殺」,就不會選台灣。現在於大學內做行政工作,「同事都是廿多歲的,我沒經驗就如白紙,過多幾年更不會有人『湊你』吧」,她覺得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已很不錯。

「無所謂喇!人生都是跳來跳去的!」十年磨練,得來逐水漂流,計劃的事沒有發生,人生一次又一次被打亂,她沒有懊悔,卻覺得每一個關口,都讓她打開另一個世界,「人生就係咁」。

她愛上騎單車,有時會在凌晨兩點踩上山,看日出看雲海,然後上班,下班後又趕去看螢火蟲,把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我想代替在獄中的他們,去經歷,心情很矛盾」。做健康的事情,但她覺得背後的理由是不健康的。的確,人生就係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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