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三周年專題｜四個毅然出走到台灣的前區議員 之二

2021年7月，港府以「完善選舉制度」之名，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中國《憲法》及《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二百多名區議員相繼在宣誓前辭職，有些則在宣誓後被DQ，不少人因為憂慮《國安法》選擇離開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周年之際，《光傳媒》訪問四名因為政治風險移居台灣的前區議員，一連兩日刊出專訪。前元朗區議員黎國泳到台灣後做出版社編輯，希望協助在香港已不能出版的書在台出版；前中西區議員張啟昕則獲台灣永久居留權，對於黨友和社運朋友相繼入獄，她感慨，「如果可以不走，香港永遠是我最想留下來的地方」。

失去說話能力 不能失去思考能力

坐在小書店外， 黎國泳說起自己做編輯的日子，20年來，在新聞雜誌、出版社工作，編過多少篇文章，已無法算得清。去年8月到了台灣，他決定重操故業，「對台灣的出版界，依然有少許幻想，或者能夠在自由的地方，出一些在香港已不能出版的書」。

2019年，他當選元朗水邊選區的區議員，兩年後選擇宣誓，卻被裁定宣誓無效，即時喪失區議員資格，並在5年內不得參與任何選舉。被DQ那天，他決定申請「就業金卡」簽證到台灣。

他一直思考，失去區議員崗位後，還可以做甚麼？那時候，他去法庭旁聽、探監，但日子逐漸過去，他漸覺生活愈來愈壓迫，「要做個正常人？抑或一個裝聾扮啞的人？」

離開了的人，總有一些不捨的人和事。「是以前的街坊和戰友，還有香港的山水」，戰友是初選案被告之一、還押逾兩年的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2016年朱凱廸宣布出選立法會，看着他「一支公」沒有政團支持，黎國泳決定幫忙做街站義工，卻沒料到朱凱廸竟然以逾8萬高票當選，成為當屆立會直選票王，「他開地區辦事處，『無人無物』好困難，那麼我就學做吧」。

那時候，他決定由全職編輯轉為半職，大部份時間花在議員辦事處，說起那些跟團隊一起並肩的日子，他笑得燦爛，彷彿回到那個帶點凌亂卻又溫暖的小議辦。

半途出家「搞政治」，他只能「邊做邊學」，半義工性質的工作，卻帶來金錢無可比擬的滿足感。他甚至自嘲，讀中文系出身、在傳媒行業做編輯，人工本來就不高，所以即使半義工形式在議辦工作，也沒有太大生活壓力。

由只是參與遊行，到後來參選區議會，在大時代裏，他覺得自己只是由一個「接單張」變成一個「派單張」的人。

幾年地區耕耘，他形容2019年參選是一個「順着社運洪流」的決定，「焦點明顯改變，已不能做傳統『區佬』」。那一仗，其實贏得很險，區內四成以上是65歲以上不懂字的老人，另一半卻是中產屋苑居民，選民光譜非常兩極，「對家也很緊張，選舉那天下午突然推幾十個輪椅婆婆下來投票」。

在台灣出版香港禁書

1年10個月的任期，大部份時間也要面對疫情，「搶口罩、派物資」成為最重要的「政績」。轉眼間，到了宣誓那天，「預了會DQ，但還是堅持去了，始終是選民選我出來的，不想自動放棄」。不想放棄，但也只能放棄，他慨嘆，沒想過《國安法》後，一切崩壞得那麼快，「47人案、《蘋果日報》，之後其他團體就如骨牌般倒下，未審先囚已經兩年多，真的很荒謬」。

DQ後，他覺得自己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層面、政界，已沒有角色，而留下來的代價，就是要噤聲。甚至是寫每一字，心內也有很多計算，這種狀態實在令人很累，「離開，或者還有重新講嘢嘅機會」。

失去說話的能力，但不能失去思考的能力。去台灣前，他幻想在一個自由的地方，可以有說話、思考的空間，可以理所當然地進入公民社會，但現實卻未必如他所願。在台10個月，現實比想像複雜得多，他覺得還未能掌握自己在台灣的身份和角色。

理想就此幻滅嗎？他相信還有希望，在港人開辦的出版社工作，他嘗試令台灣讀者留意香港議題的書籍，令巿場覺得「值得」出版，但過程一點也不容易，他時刻反問自己「要死心嘛？難道這些書只能做給香港人看？」

即使困難，他仍然樂觀，覺得借助台灣的出版自由，可以出版那些已無法在香港付梓的書，「香港無人敢出，在台灣卻又遇到重重波折，但很想令香港人知道有這些書的存在，連繫世界各地的港人」。

在台灣逛書店，他見到店內掛着「光時旗」，已不覺得怎樣，回想離開前的繃緊，他說現在生活過得很開心，「但其實只是正常生活，已覺得很好」。在台北的香港議題遊行中，很多時也會看到他的身影，612四周年遊行那個周末，他揮動着手中的旗幟，說一定要參與，因為這是香港人的事情。對着鏡頭，他展現着笑容，想起訪問那天，他說現在最感恩的，就是能夠自由、沒有恐懼地過日子，「經歷過《國安法》，平靜、免卻恐懼的日常，已是很感恩」。

社區工作 打開想像

「我現在是台灣人了！已拿到永久居留權！」張啟昕高興的說。10年前，她從臺灣大學碩士畢業後，就回港工作，沒想過輾轉間，又回到這裹。作為「僑生」，本應回到台灣居住滿一年，就能拿到永居，但她在申請時，政府卻提高了審批門檻，被「加監」半年，一切沒明文規定，她感慨：「潛規則又加咗」。

她知道大部分同時間申請的港人不獲批，而自己卻獲批，應該是因為她已有全職工作，「以前不用交待這一年做過甚麼，現在則要證明自己有打工」。她說自己算不幸，第一批被加監，卻又慶幸自己已有工作，最終順利成為台灣人。

到台灣讀書前，她是一個中學老師，教體育，說那時自己連民主黨和民建聯也分不清。直至到了台灣讀碩士，開始參加沙龍講座，才留意到社會和身邊發生的事。2014年，她跑去當許智峯的議員助理，「見工第一句，他就問我要不要出來選？」她反了一下白眼，說當時只想找一份當是過渡期的工作。

她形容，做議助那段時間，讓她「打開想像」，研究區議會職能、香港政治生態和制度，甚至參與由土地正義聯盟舉辦的「土地小學」，令她覺得，或者能嘗試經營一個社區。然後，雨傘運動爆發，改寫了她的人生。

佔旺被判藐視法庭罪成 留案底

那時候，她天天也在佔領區，看着一個小社區的形成，「社區內不同理念的人的互動，學到如何做組織」。佔領旺角清場那天晚上，她到旺角去「支援」，跟前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一同被捕，被控藐視法庭罪，她說那時被捕十多小時後直接上庭，「不擔心，因為有一班人，有安全感」。

三年後被判罪成，入獄1個月、緩刑1年及罰款1萬元。「要是現在，一定要坐監了」。她亦因此有了案底，那時她想，應該無法擔任教職了，「代課或者得，但正職不會有學校收」。

回不了學校，她決定投身社區工作，2015年代表民主黨出選區議會中西區正街選區，僅以33票之差落敗。然後，破釜沉舟，她再次跑去讀書。這次是香港大學的園境建築碩士，她覺得這一科對日後的社區工作有幫助，「學習如何規劃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園境建築的公共性跟做區議員有很大關係」。

那幾年，她一直在區內工作，跟街坊建立關係。對她來說，2014年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說自己「爆過」也「震撼過」，後來到了反修例事件，頓覺自己角色已變，「有案底，我承受到，若再行前，不想家人再承受多一次」。4年前發生的事，餘下的記憶，甚至比當時那些畫面的衝擊更大，即使努力跟記憶保持距離，影像依然偶爾湧現。

香港永遠是最想留下來的地方

同年，區議會換屆，深耕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成功當選。但她的心情，非常矛盾，「如果沒有反修例事件，未必會贏，但我想因為自己實力而贏，不想靠別人的犧牲而贏，唔安樂，心情很低落」。而她亦在之後一年的6月畢業，「學到的東西，很想在社區實踐，但已做不到」，因為7月，她辭職了。

因為《國安法》，很多黨友和社運朋友相繼入獄，張啟昕長遠已準備到台灣生活，但法例的實施加速了這個決定，「拘捕了這麼多人，不知道節奏會否突然加快」，便決定早一點到台灣，然後再打算日後的人生。離開了，身體自由，她不諱言，依然有很多無法疏理的情緒，朋友在獄中被「未審先囚」，她自責，覺得自己怎能在另一個地方安靜過活。

「如果可以不走，香港永遠是我最想留下來的地方」。世上無如果，她覺得台灣未必是一個可以一展所長的地方，自己擁有社區經驗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並沒有優勢。她今年37歲，若要考取任何專業牌照執業，就要再讀書，坦言若要「搏殺」，就不會選台灣。現在於大學內做行政工作，「同事都是廿多歲的，我沒經驗就如白紙，過多幾年更不會有人『湊你』吧」，她覺得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已很不錯。

「無所謂喇！人生都是跳來跳去的！」十年磨練，得來逐水漂流，計劃的事沒有發生，人生一次又一次被打亂，她沒有懊悔，卻覺得每一個關口，都讓她打開另一個世界，「人生就係咁」。

她愛上騎單車，有時會在凌晨兩點踩上山，看日出看雲海，然後上班，下班後又趕去看螢火蟲，把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我想代替在獄中的他們，去經歷，心情很矛盾」。做健康的事情，但她覺得背後的理由是不健康的。的確，人生就係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