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

34年過去，維園的燭光再也無法點起，曾經在六四晚會擔任司儀的列明慧，用舞台劇將記憶傳承下去，更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曉劇場」把劇目《5月35日》帶到台灣。她說，每一次演出都像播下一些種子，希望把被壓迫者的故事帶到世界不同地方。維園晚會曾經還有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由15歲做支聯會義工開始，到今天已是中年。他說，死難者的歷史不應該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記住這段歷史是這代人的責任。

2009年，列明慧做了多年維園燭光晚會主持，漸覺晚會雖然重要，卻有一定限制，「不如嘗試用舞台劇方式，或者能帶出更多？」於是就成立了「六四舞台」。當時她沒有想得太長遠，但《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演出後，反應非常好，一年後重演。當時座上的觀眾不乏校長和老師，都覺得應該把關於六四的劇作帶入學校。

司徒華稱「六四舞台」值得做下去

她記得，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也是嘉賓之一，「他說值得做下去」。一句「值得」，便是12年。由2009至2021年，「六四舞台」共製作及公演8齣舞台劇、295場學校巡迴演出，於2019年公演的《5月35日》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Hong Kong Drama Awards）最佳製作、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燈光設計、年度優秀製作等多個獎項，榮耀未及照亮舞台，布幕已徐徐落下。

曾經，她帶着不同的劇目走進校園，例如關於劉曉波或「黃雀行動」的故事，「你以為學生應該會知道某些事，其實未必，有些可能連SARS也不記得了」。她覺得，每一次演出，都像播下一些種子，雖然無從得知這些種子何時發芽，但十年堅持，卻是很好的公民教育。

那時《國安法》正準備實施，校園亦開始出現「舉報熱線」，列明慧說當時一些老師和校長跟她說，有些事情已無法在校內說，「他們怕跟有『煽動』風險的團體接觸」。她憶述當時有30間學校報名觀看巡迴演出，最後因為疫情及國安風險，全部決定取消。她感慨，「這就是香港現況」。

一個劇本也容不下的城市

「2019年前有沒有想過『六四舞台』會結束？當然沒有想過！」從前，她覺得劇場創作相對安全，但一切來得太快，她發現原來言論和創作自由，竟是那麼脆弱。那些關於「六四舞台」的訪問，她已無法在網上找到，有些東西還是避不了在一夜之間消失，但她沒有失望，說仍有不少人在夾縫中努力，說好這個地方的故事。

後來，她離開了，「很傷心，香港失去了太多」。制度崩壞、司法獨立蕩然無存，從前覺得翻牆、中國政府對待維權人士的手段，都是遙遠的事，事件霎眼來到身邊，「拘捕你，未審先關柙兩年」。而這個故事，還未完結，她說也許會變成台灣故事，「以前覺得六四是中國故事，現在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故事」。

來去匆匆，她曾經感到傷感、恐懼，低潮期漸遠去，她努力爬起來，「幸運亦不幸，經歷過香港最璀璨的時間，現在香港有難，不能忘記依然留在香港受苦的人，各自在做能力所及的事」。例如近日在台灣出版《五月三十五日：創作．記憶．抗爭》，收錄六四舞台得獎劇本《5月35日》，除了廣東話劇本，書中還收錄了國語及英語翻譯劇本，以及劇作的創作歷程及相關評論。

但舞台劇的光芒，畢竟還是要在台上才能展現出真正的光芒，飛越香港上空時，她沒有帶很多東西，就是有這齣劇的版權，今年她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曉劇場」把劇目《5月35日》帶到台灣，希望劇作能夠在不同地方、以不同語言上演，把這個屬於每一個母親、每一個被壓迫的人的故事，帶到世界不同地方。悼念死難者，亦哀悼那些逝去而又不能再被言說的故事。

執導《5月35日》 不能再到香港

「曉劇場」導演鍾伯淵覺得六四事件在歷史上，不只是中國的事，全球生活於極權統治國家的人，也可能要面對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對於這種傷痛有着共感。故事講述一對年屆80的老夫婦，惟一的兒子30多年前「死於不自然」，到了今天很多問題依然無法得到答案。

老婦多年來期待從痛苦中解脫的一天，而一向膽小的老頭，卻愈想愈不忿，老伴即將離去，他覺得自己沒有甚麼要害怕了。二人定下目標：在5月35日這一天，堂堂正正地拜祭兒子。「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作品簡介寫道。

也許，台灣已是最後一個能演出此劇的華文地區了，鍾伯淵從前常到香港，執導此劇，他說已有心理準備日後不能再到香港，甚至是轉機。即使不能再到香港，他依然覺得必須把劇作搬上台灣舞台，因為他體會過極權對自由的打壓，那怕只是一張小小的貼紙也容不下。

2020年他到澳門過關時，被帶進房間拷問，要求他把貼在護照上的「Republic of China」的貼紙撕掉，「一直以來去世界各地，也沒有人要求我撕掉」。撕掉後，終獲放行。這次事件後，他覺得自由實在很重要，要繼續發聲，不能因恐懼而封閉說話的權利。

雖然作品寫的是六四，但他認為其實所有人也可以從劇本探討可能發生的傷痛，「透過這個故事，觀眾不只能感受曾經發生在1989年的事情，更是自己國家的歷史。近年我們探討的轉型正義，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到達，但劇本中的母親等不到轉型正義，所以她只能到油燈將盡的時間，用自己的生命去照亮這件事」。

因國安風險 未有跟香港導演編劇溝通

演員梁德翔詮釋劇中那位母親時，則認為她尤如點亮一根火柴，一點很微弱的燭光，「她在彌留之際，只要往前一步，就是死亡，她說了這句話：即便這個光會滅，每個人的生命也會走到終點。無論是對自由民主、對愛的追求也好，又或是失去孩子的傷痛，她只想貢獻自己一點小小的光，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一個讓人反思極權、自由的劇本，已無法在香港公演，首度來台，劇團卻未有接觸香港的導演及編劇，鍾伯淵坦言香港現時的狀態並不樂觀，擔心若對方參與會有危險，所以當初獲得授權後也只跟「六四舞台」的負責人開會。他解釋，他們沒有明確地表達安全受到威脅，但香港人到底能如何活下來並繼續追求自由，鍾伯淵覺得現時處境變得愈來愈困難。

劇作將於本月2至4日共公演6場，全部爆滿，鍾伯淵說此劇在台非常知名，大家都很期待，很多人也想知道台灣劇團會如何呈現這個主題，「以及在這個議題下，跟當代可以產生甚麼意義和對話」。

那年，他才4歲，六四對他的意義就是看見爸媽，一邊看電視新聞一邊尖叫，「我們一家人對這件事印象也很深刻，在世界的另一方，有一班人在抗爭，非常震撼」。

而梁德翔當時已是初中生，事發翌日，同學們都在竊竊私語，大家有看新聞嘛？有沒有看到坦克人？她記得那時的補習老師是個熱血青年，會播《一無所有》的錄音帶給她聽。排演此劇，她曾經有一個關口無法跨越，女主角的悲傷，到底該如何詮釋？「她很悲傷，但不是對外的，所以情緒不能過份外露，（雖然）她在罵人，其實是自己的悲傷」。

港演員戴面具以廣東話讀劇 紀念是爭奪「詮釋權」之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此劇已無法在港上演，所以能夠把它帶到海外演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這次演出，除了五場普通話演出外，還會有一場廣東話的讀劇，由香港演員戴着面具進行，「我們花了些時間去找讀劇的香港人，但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想盡量保護他們，畢竟他們能演出已是很大的勇氣，但他們在香港還有家人，即使人已在台灣，但還是擔心會影響家人，所以不希望有太多曝光」。

無論在香港抑或是台灣，過去也有不少關於六四的意見，有人覺得悼念活動行禮如儀，亦有人會覺得這是中國的事，「大家會想，為甚麼要去紀念六四呢？但當這樣的活動也被港府和中國政府打壓、禁止談論，這樣純粹的劇場也被禁止，展現出港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愈來愈嚴重」。

她指出，這樣反而引起更多人願意去了解這件事，愈是打壓，愈是團結。「以前大家會覺得，我又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統派，為甚麼要紀念六四？但現在大家都會了解紀念其實就是堅持人權價值，影響其他沒有人權的國家」。

人們都說，紀念就是拒絕遺忘，她覺得，記住六四，其實是一場爭奪「詮釋權」的戰爭，「中國政府也想搶這個詮釋權，其實六四沒有死這麼多人啊、天安門母親說的事情不重要」。中共一方面說沒有發生這些事，另一方面卻禁止談論，「如果覺得根本沒有發生，為甚麼要害怕討論？」

15歲做支記義工 2020年維園悼六四被囚8個月

2019年6月4日，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在維園忙得不可開交，協助燭光晚會進行，他沒想過，維園的燭光從此不再照亮。他記得，那年的主旋律不再只是六四，反修例事件正在醞釀，「雖然是悼念六四死難者，但也很注重香港議題」。

第一次參與燭光晚會，他只是一個中學生。2001年六四12周年，他牢牢記着這一年，「死難者不能夠就此犧牲，要傳承民主的理想，把追求民主的理念延續下去，不能忘記這件事，希望更多人知道」。

趙恩來15歲加入當支聯會義工，他說當時是社運低潮期，作為學生，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態，之後十多年，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每況愈下，「那時候沒有太多公民團體，大家也不熱衷參與社運，遊行示威有幾百人已好開心，跟2019年是兩個世界」。那時，他覺得點起燭光，是每個香港人的事，是最低成本的參與。

2020年，這件事再也不是「最低成本」，他跟其他支聯會常委，在維園點起燭光悼念六四，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囚8個月。

他說，那年踏進維園綠色足球場，大台沒有了，但他還是看見很多熟悉的面孔。他說，這是多年的約定，一定要去，而當日出現的人，有堅持悼念多年的老人，也有一家大小，他沒有想過，以個人身份出現於某個空間，竟會被定罪。

「去之前，已有坐監的準備，當天幾萬人在維園，最終告了廿人，我只是代他們去接受這件事，但這是不公義的！」雖然被判罪成，他說自己並無做壞事，六四去維園「不是一件值得被罰的事」。

獄中遇見不同人物，別人問他因何「入冊」，他會說：因為我喺維園點蠟燭。他覺得很諷刺，「裏面很多像我這類的人，以可笑的理由入去」。可笑的事，竟成為現實。

輾轉來到2023年，當公開悼念變成忌諱，他覺得香港人這麼多年的參與，成為政權眼中的一根刺，「無論你承不承認，也不能無視這件事」。這是多年以來，整個城市累積的記憶，他說香港人容易適應不同環境，總有方法去守護這個理念。

「平反六四」是人生意義 當行禮如儀變成奢侈

如果要說人生意義，趙恩來說，一生人必須達成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六四，「但不是坐着就能平反，能力所及的事，就要去做」。對他來說，六四就是啟蒙，「他們以自己的生命讓我們了解沒有人權、自由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他們不應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他覺得記住這段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六四其中一個啟示，就是在爭取民主的路上，不是說幾句社會就會改變。

曾經，有人認為燭光晚會行禮如儀，他苦笑，誰會想到，今時今日連行禮如儀也變得奢侈。那些昔日戰友，很多都已在獄中，「雖然有些事，做了好像沒有用，但他們堅持做，用行動證明『我不放棄』。能喚醒其他人嗎？他們未必care，只想做咗，無悔」。

老頭說：「我們就去衝擊，這條不正常的底線。」

老婦說：「老伴，我終於覺得你愛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