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記者安全」評分比香港高 李立峯： 社會尊重記者能減輕安全威脅

香港記者協會上月召開記者會，指近月數十名記者受滋擾，其家人及家人僱主收到自稱「愛國人士」發出的匿名恐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今（24日）在《明報》撰文指事件帶出香港記者的「職業安全」問題。他引用調查數據指出，同樣被西方社會視為欠缺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新加坡，「記者安全」的評分比香港高。

根據無國界記者年度公布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5項評分標準中其中一項為「記者安全」 。香港2024年在「記者安全」一項的評分為47.7分，即使新加坡在「經濟約束」和「法律框架」的分數都比香港低，但在「記者安全」一項評分則達84.8分，排名亦比香港高9位。李立峯指，香港記者的安全問題主要跟法律「紅線」和兩宗涉及新聞機構的案件有關 。

文章引用專門研究東歐媒體的學者Slavtcheva-Petkova聯同幾名歐美學者的研究，列出記者可能面對的四類安全問題。第一是人身安全問題，情況包括記者是否遭遇暴力對待和是否有生命危險，以及在威權主義政體下遭受的牢獄之災；第二是心理安全問題，情況包括針對記者的仇恨言論，對記者「起底」、滋擾、跟蹤，或恐嚇等。

第三是數碼科技威脅，情況包括記者在網上私穩問題、記者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受到封鎖等；第四是財務和經濟狀態威脅，關乎工作和收入的穩定性，以及與媒體商業化容不下專業記者堅持理念。

李立峯分析，不論民主或威權政體下也會有記者安全問題，背後因素「錯綜複雜」，而記者的應對可以分為「抵抗」、「順從」和「離開」三大方向。雖然「抵抗」是有「韌性」的表現，但這涉及新聞工作者在困境中堅持理念和不斷學習的過程，同時也視乎他們能得到多少社會支援。他又指，如果社會有尊重新聞工作者的氣氛，除了能維持新聞工作者士氣，亦能減輕他們面對安全威脅的可能。

李立峯指出，記者職業安全是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社會中的記者時常要面對各樣威脅，不能安心報道，又或者在嘗試監察權貴或利益集團時可能會遇到報復，因而被迫自我審查，就「很難說這個社會有充分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