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研究研討會專題之二｜台日流亡港人分析 香港研究探討港人「韌性」 重構香港歷史

第二屆「香港研究研討會」早前於東京舉行，來自香港、日本、台灣的學者討論「新情勢下的全球香港研究」，《光傳媒》一連兩天報道研討會探討的內容。李立峯教授探討政治及經濟下的香港年青人對「物質」與「非物質」的價值取向；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則分析近年離散香港社群的「流散工程路徑」。離散後的港人，散落於世界各地，台灣何明修教授指出「善後行動」對逃往台灣的香港抗爭者來說，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日本阿古智子教授則帶出「日本能否成為華人追求自由的基地」問題，分析東京華人社群面對的困境。陳健民教授表示有論述指「香港已死」，研討會旨在探討香港人在「新情勢」下的韌性。

「善後」作為一種社運 台灣照顧港抗爭者社運創傷

離散港人散落於世界不同地方，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分析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面對「政治運動創傷」的情況，以及台灣社會如何對這批創傷者進行「善後」工作。他指出，運動創傷不只是疲憊和失望，而是複雜的負面心理，包括恐懼、內疚、羞恥、焦慮等，抗爭者會出現避免跟人接觸、退縮的情況。

他在會上列出「逃到台灣」抗爭者的數據，指在中大和理大衝突後大幅增加，疫情期間更有人非法偷渡到台灣，2019年底估算約有1,000多名抗爭者在台，2020年6月台灣開始人道援助專案，「但很多手足沒有取得專案身份，或在取得後移送到加拿大、澳洲、英國等」。

針對這些跑到台灣、面對「運動創傷」的抗爭者，台灣有不少公民團體參與「善後」行動，例如非牟利人權組織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還有由在台港人成立的團體如香港邊城青年、台灣香港協會等，這些團體不只是倡議改革，更會建立同鄉網絡、發起聲援抗議行動、提供法律援助等。

這些在台組織還會提供心理諮詢、醫療、安全屋、寄宿家庭等協助。他們甚至幫忙替抗爭者找工作機會，例如來自香港的自由工作、介紹抗爭者給信任的雇主等。何明修指出，善後行動同時也是作為「一種社運」，以關係為中心（relationship-centered），研究顯示這些組織指自己「像社工一樣，要負責評估、諮商、為個案尋找資源」、「我們就是他們的家長」、「我們要給他們家的感覺，讓他們可以像正常人一樣過活」、「香港手足就像聖經上描述的逃難，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提供庇護所，給這些受苦難的人民」。

但他同時提出，這種「善後行動」面臨極大困境，例如難以擴大規模和制度化，亦因抗爭者對人際關係的不信任，不容易找到有需要的他們；一些抗爭者不會直接要求協助，因承認自己需要被照顧，就是展示自己的弱點。他不諱言，另一困難就是一些「被寵壞的手足」，或會到處欺騙要錢，「或食『人血饅頭』遊手好閒，不願工作」。

對於組織來說，有時會陷入積極介入或保持距離的兩難，「一方面避免知道太多手足的私人細節，不想情感投入形成不公平」。然而，信任問題一直都是抗爭者與善後組織之間的核心，會有「假手足」或「假家長」的擔憂。不少組織的工作因為要保密，只能以地下、隱匿方式募款，財政支出不能公開，甚至是「能做不能說」。

日本或能成為華人追求言論自由基地

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與支援他們的組織，面對不少困難，在日本的港人又要面對怎樣的境況？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總合文化研究科阿古智子教授指出，儘管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日本政府一直避免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和人權問題，聲稱不干涉別國內政。她批評，雖然日本政府基於人道主義推動國際合作，也進行「商業與人權」政策，卻沒有積極支持民主化或接受難民。

她指出，日本有售賣中文書籍的書店開張，亦有講座、研討會、電影放映會等，當中包括在香港和中國無法公開探討、出版或放映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能否成為華人追求言論自由的基地？她表示，在日本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形成兩種不同的群體，香港人直接抵抗威權統治、追求民主， 中國人則是「地下反抗」。香港人與中國人在不同層面建構集體記憶，當中有互動，亦有衝突和巨大距離。

阿古教授分析，移民到日本的中國人有不同背景，有些是「小粉紅」，亦有反對中共政權、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到日本留學、工作、結婚，希望遠離政治的人。然而，移民日本的中國人或香港人，在跟日本社區在互動中，展示出不同的面向。

例如中國人在靖國神社的行為、奈良鹿事件、日本人學校殺人事件等，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言論和犯罪，突顯中國的跨國鎮壓，令移民日本的中國人相互監視、互不信任。她亦觀察到，在日本公共空間中，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公共空間完全不會重疊。因為兩者對社會運動和戰爭的集體記憶，完全不同。

「香港已死」論述簡化現況 本地研究探討港人「韌性」

第二屆「香港研究研討會」於日本舉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教授表示，研討會的計劃是「一大一小」每年舉行，去年規模較大的在台灣，今年較小的則在海外，「去年400多人參加，今年跟日本立教大學合辦，原本是想做20、30人的小型研討會，讓在世界各地做香港研究的學者聚首，怎料最後百多人報名」。

今年主題為「新情勢下的全球香港研究」，探討香港近年在政治、經濟、法制上的變化，陳健民指出，香港在很多方面的全球排名大幅下滑，人權狀況亦下跌，有人指出「香港已死」作為一種文化心態。然而，他指出近年出現的香港研究，正正體現「香港還未死」。

他尤其欣賞李立峯教授及其他本地學者的研究，內容直接觸及一些未至於完全不能談論的政治問題，「他們探討的問題是『韌性』，例如問『你是否愛香港』、『會否想為香港貢獻』等，未算是禁忌，但關注的是經歷了民主運動的人，他們現時的心理狀態」。他指在海外的人，談及「香港已死」其實是「制度層面的死」，法治、言論自由的崩壞，「但最決定性的是『人心』，人心在外面是看不到的，要靠這些學者的研究」。

他舉例指，會上有幾項研究，都可以見到港人的韌性，「仍有很多人正面審視本土和民主，例如一個研究發現，近年依然有港人自稱為『本土派』，的確令人有點意外」。從那些來自香港本地的研究結果，他覺得整體氣氛是「仍未放棄」，「但我們亦要承認，在外面的港人跟在境內的，看法未必一致，是一個混雜的情況」。

香港研究重要性 在於「重構香港歷史」

因為混雜，關於香港的研究更顯重要。然而，本地學者跟離開了的學者關注的議題，以及可以做的研究，之間有何關聯？是互補不足還是互為影響、借鏡？陳健民認為在香港本地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關於政治議題的，「外面的觀察或許不準確，或會把問題簡化」。

有人認為，留港的港人呈現出「儒犬」心態，但他覺得不能單純以「儒犬」二字概括政治實況。他舉例指，有研究發現香港近年出現不少社區報和地區群組，這種地區媒體和群組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給空間予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在社會強烈政治化下，成為一種本地力量。而這方面的研究，對本土紀錄有重要的意義。

傘運10年、反修例運動5年，陳健民指出社會運動由街頭轉到制度、符號、心理層面。香港政權從多方面改變香港的制度，教育方面，港府進行「政治社教化」，創造「香港紅衛兵」，「中國已實踐多年，教育『從娃娃抓起』，着重老師的培訓，學生無法反抗，只能接受」。另外，當局近年銳意改變香港過去行之有效的「專業標準」，包括學術、法律、經濟金融等領域，「這也是中國的策略，就是重新制定一套標準」。

陳教授研究中國公民社會多年，了解中國的官僚政治、極權與地方化的問題，指10年前沒有太多人研究香港，現在卻能把香港放到中國研究的脈絡。然而，香港研究的重要性，更在於「重構香港歷史」，他解釋香港歷史一向由精英階層撰寫，「找不到香港史，包括社會史、社運史、思想史、普及文化史等，香港研究或能改造世界觀，包括改造由中共書寫的香港史」。

日本學術界近年愈趨重視香港研究 「台灣香港研究學會」將於日內成立

然而，香港議題在學術研究領域與民間的關注度，有着明顯差距。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倉田徹指出，香港議題過去在日本學術界不是主流研究，但近年愈趨熱烈，日本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在5年前開始提升，日本學術界包括他本人，都在探討香港「中國式化」的問題，最明顯就是法治制度方面，「法律為權力服務，中國的法律就有這一點，香港目前跟政治相關的法律和審訊，變得愈來愈似中國」。

倉田教授又指，日本學者支持香港，不只是「因為不喜歡中國而支持香港」，而是政治學理上的判斷，以客觀眼光研究和分析香港和中國，才能看見真正的問題。

陳健民教授則認為，雖然日本媒體和民間對香港的關注度下跌，但學術研究反而愈來愈多，「學術圈子內，更了解香港研究的重要性，作為理解整個區域的政治」。他更觀察到，不少台灣、中國或香港學生，到日本求學做香港相關研究，數目不跌反升。他又透露，未來將在台灣成立「台灣香港研究學會」，在台灣推動香港研究，設立獎學金、擴展各國學術界的合作，「空間從來都是得來不易，中國當然不願意看見我們做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