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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陳智德專訪|香港文學趨向隱晦 艱難仍不放棄 「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

近年的香港文學,明顯多了一種時代性和社會性,晦暗、無以明狀,卻又讓人看到某種生命力。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香港作家陳智德認為,這種無法被言喻的精神狀態,「在文字上深深的表現出來」。他舉例梁莉姿的《樹的憂鬱》、陳慧的《弟弟》、沐羽的《煙街》,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能透過文學作品對社會發生的事有更深刻的思考。

他分析,後社會運動時代,香港文學作品呈現出一種時代的焦慮,「迫切地,透過文字轉化對時代的感覺」。很多情緒無處抒發,太多鬱結未被疏理。他說,只能用文字轉化,因為文學是時代的語言,是藝術的表現。

文學能把感受和情懷,透過日常的語言化成境界,很多事情甚至不用挑明,「模棱兩可、說不清的情感,是對這個時代的複雜感受,難以用邏輯表現出來」。文學作品充滿着模棱兩可、欲言又止,而塑造出來的境界,卻把這個時代的文學,提升到另一層次,「往後的人回看這個時代的作品,會有更深刻的感知,心靈和情懷的體驗,比閱讀新聞更深刻」。

那些無法在新聞報道中呈現的社會現實,也許只能隱晦地展現於文學中。危難時刻,惟有文學發出的幽光,讓人們窺探禁閉時代的種種,思考身處這個時代的意義,釋放難以療癒的創傷。

文學作品趨向隱晦 鍛練讀者聯想力

一切委婉的表達,都是為了書寫那些不能被直面的。他覺得文學在這個時代有更大的動力,驅使人們把想說出來的,化成符號、象徵,「非常諷刺,倒退回到50年代的香港,很多禁忌,愈來愈隱晦」。他解釋,這種狀態是基於內在和外在的需求。

內在需求是指,個人感受只能透過象徵符號宣洩出來,超越日常語言,在處處滿佈禁忌的時代,語言的模糊性,代表着神秘的感受。而外在需求則是因為到處是禁區,所以只能把表達方式變得隱晦,「就如30年代,左派作家受壓;又如50年代冷戰時期,香港是受壓抑的時代,文學趨向隱晦」。

他認為當整個社會有太多禁忌需要處理時,文學就有一種力量,無論對作家還是讀者而言,都更具挑戰性。作品變得隱晦,感受不能被明言,讀者只能從諸多符號中,找尋點與線,串聯意義,「讀者同時也要成長,訓練出聯想能力,看見A就能聯想到B,因為文學已不像以前般直白,需要更有層次的思考」。

在被壓迫的時代,文學發揮着訓練想像力和聯想力的角色。在窘迫中,鍛練出不一樣的能力,但他並不認為只有在艱鉅和充滿禁忌的時代,才能產生深刻的文學。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時代。」

在不正常的時代,繼續創作,拒絕被絕望摧毀,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從近年的文學作品中,他看到很多作家,仍然保存着文學創作的熱誠,「跟外在的世界、紛擾的壓迫,不一定拉上關係。文學可以是一個純粹的世界,有本身的追求,迫使我們面對一些問題」。

外在世界或許變得不堪,盛世與否,各自表述,然而,他覺得無論是否盛世,文學始終如一,「貫徹一個信念,對時代敏感的作家,以文字回應這個世界的問題,以達致一定程度的抗衡」。

抗衡甚麼?真的能做到嗎?「抗衡世間的荒謬。不會輕易就範,就是一種抗衡」。他相信,文學有這種力量。

陳智德過去出版不少作品,曾創辦《呼吸》詩刊、《詩潮》月刊,兩年前遷居台灣,離港前於香港教育大學的文學及文化學系擔任副教授,現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他以「陳滅」為筆名,創作新詩、散文及小說,亦有文本評論,編著有《單聲道》、《市場,去死吧》、《香港文學大系》系列、《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等。

艱難時代 無人放棄 「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

描寫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文學,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的傷痕文學,香港正在經歷後社運時期的集體創傷,文學創作或會呈現某種集體精神狀態。陳智德認為香港的創傷書寫,只是其中一個寫作趨向,卻未必能成為港式傷痕文學,「創傷只是在這個時代感應到的其中一種感覺,還有憤怒、希望或其他新想法。甚至是超越創傷,另外建立出新的想法,路向可以有很多種」。

文革結束後,傷痕徹底地曝露在日光下,傷痕文學回應着一個非常深刻、痛苦的時代創傷。然而,他覺得香港作家回應社會現實狀態的方式,比傷痕文學更多元。「各人用自己的方式處理,不見得用共同的方法回應時代,用科幻小說也可以」。

文學不一定要回應時代,卻無法迴避時代。他禁不住說,近年的香港在急劇變化中,時代造成的創傷,需要時間醞釀,人們亦要時間消化這個時代,只不過幾年,時間尚短。

對於香港文學的未來,他是樂觀的。「愈有挑戰性的時代,愈是催迫創新的可能性,意念、思維、眼界的創新」。他強調,對這個時代並不樂觀,卻對這個時代之下的人,感到樂觀。「無人打算收聲,媒體、話劇,或者暫時出不了聲,但這邊說不出來,就以另一方式發聲啊,在這個艱難的時代,依然不會『摺埋』,無人放棄!」

他看見很多人都一致地表現和實踐着這種情懷,讓他感到鼓舞,「要有更大耐性,需要時間沉澱,文化底蘊的基礎才能實在和堅定,我相信會慢慢建築上去的,會出現更多厲害的作品」。

樂觀,因為他看到,很多人不願放棄追求文學的心,無論世界變成如何,人們始終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世界,「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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