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工潮十周年專題之一 ｜連結整個城市 工學同行

10年前的今天，碼頭工潮經歷差不多40天抗爭，即將落幕。這場工潮的史無前例，在於連結社會各個階層，雖然最終只是「半杯水勝利」，卻開啟了香港人對工運的想像。專題系列分為兩集，由碼頭工、社運人士、工會幹事到學者，從不同角度重看這段在香港工運史上舉足輕重的事件。

第一集將由碼頭工阿水以第一身參與者談談碼頭內發生的事，碼頭罷工聲援者、德昌里2號3號舖成員梁穎禮如何跟一班朋友以不同方式支持工潮，還有中大社會學系助教馮志強當年以學生身份參與「苦行」的過程。

97回歸後碼頭管理差、外判商剝削

阿水今年50多歲，一天裏最快樂的時刻，是回家看到兩隻搗蛋的小貓，其中一隻是三色貓，是幾年前從碼頭收養的，他記得那天晚上，工友問他要不要回去看看，說小貓的樣子跟他剛去世的貓很像，「我說明天回去看，他說可能明天之前小貓就會被輾斃，因為牠很頑皮四處跑」。放下電話後，他心裏老是念着小貓，於是決定立即跑回碼頭，「抱起牠，坐在我腿上，側頭的看着我，喵了一聲，我就中計了」。

今天他已沒有在貨櫃碼頭工作，跟那個地方剩餘的聯繫，大概就只有這隻貓，還有那些關於碼頭的記憶。10年前的碼頭工潮，他說非常難忘，是香港近年最大型的工潮，為期40日的罷工，得到很多巿民的支持，「罷工基金籌得850萬，很多謝香港人支持，有些老人家由義工帶着過來，又有教會、學生來了解我們的罷工，整個社會都認知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有人形容當時碼頭工的工作情況猶如煉獄，阿水做過吊機手，工時長，而且沒有固定吃飯時間，要在空中吃飯甚至解決大、小二便，工作環境非常惡劣。他從1989年已在碼頭工作，那時的待遇好得多，「1997前是鬼佬老細，好好多，管理手法人性化，我是直屬員工，公司會放假讓我們參與培訓課程，又有花紅分，不是一味要我們做，剝削我們」。

後來他短暫離開行業，97年回歸後再次回到碼頭，竟變了另一個世界，「外判員工由四更變三更，待遇變差，但工人一般都不敢出聲，怕出去找不到工作。（老闆）成日叫我們『做多少少』，卻不『補水』，說要共度時艱，但你是老闆嘛，經營風險要放在工人身上？」他形容那十幾年，管理差、外判商剝削，「夾硬來！很辛苦，壓力爆煲！」發生工潮的成因，並非朝夕，問題早已埋下，只是外判商視若無睹。

罷工看盡人情冷暖

歷時40天的罷工，阿水坦言看盡人性的黑暗，「自私、不團結就會被人『恰』，自己散別人就有機會」。他記得，當時有些外判商以幾千元「利是錢」利誘碼頭工暫停罷工，幾十人回去上班，怎料幾天後跑回來，說老闆騙了他們，「為了幾千蚊做到這麼難看，可不可以有返少少尊嚴？人哥（李卓人）好好，不會介意他們跑了又回來，還立即用旅遊巴接他們回來」。但不出數天，外判商又再說開工即時有幾千元，那班人又再次回去工作。

工潮踏入第7日，工人在路邊架起帳篷，建成了一條「碼頭村」，「很多後生仔來支持我們，尤其是『德昌里』那班後生，很熱心，見我們悶，主動來跟我們聊天，搬投影機過來放電影」。他笑言罷工真的「很悶」，早上遊行，下午和晚上吃完飯後就沒事做，他覺得雖然這些不算是甚麼大事，但被人關心，感覺很溫暖，「他們播《林亞珍》，不是他們的年代喇，但知我們是『阿叔』，有考慮我們的喜好」。

一天天的過去，外判商「使橫手」，資方亦拒絕溝通，那時候有否想過工潮可能會失敗？「我無灰心，不過估不到會拖這麼久」。工潮踏入第22日，工人和聲援者移師到中環長江中心紥營留守，「支持我們的市民和工會的人都無回家，好熱心的跟我們在一起，尤其是人哥，我很敬佩，為了我們舟車勞頓，借場、開會、回來跟我們匯報」。

有些人，已經無法再見。還能見面的，阿水很珍惜，那時候在帳幕前一起玩音樂的「德昌里」年輕人，現在已成了中年人，他有空就會到現已改名為「黑窗里」的食店去，「經歷過罷工，有感情，人情冷暖看得很清楚，得閒會過去聊天、吃東西、聽音樂會，支持吓」。

煙圈中建立團結 工潮的浪漫

「一聽到有罷工，就立即衝去碼頭！」碼頭罷工聲援者、德昌里2號3號舖成員梁穎禮那時常常在油麻地「德昌里」出沒，聽說碼頭有罷工，他和幾個朋友二話不說，拿起大聲公和樂器，衝到碼頭的大閘。大伙兒「膽粗粗」跑了入去，卻突然發現，自己跟本沒有跟「碼頭佬」溝通的經驗，笑言自己只是普通巿民，眼前的人，他形容為「最惡嗰兩行」的其中一行，「一個果欄，一個碼頭佬」。

把他們拉在一起的，不是甚麼宏大的價值觀或社會願景，而是一個又一個的煙圈。阿禮記得，他們一起用濾紙捲起煙絲，在吞雲吐霧間，說出自己的故事。後來，他們和工人在路邊架起帳篷，建起碼頭村，他甚至不回家了，只會每天到運動場或回工作室洗澡。帳篷之間，牽引着情感紐帶，有人在玩樂器，有人卻憤怒得哭了，把全世界都罵遍。

那個景象，徹底顛覆了他對碼頭佬的想像，「大大隻，很強壯，但對我們很nice，又對我們玩藝術的人很好奇」。直來直往，單純的溝通，他覺得是珍貴之處。他和那個「成身公仔」的碼頭佬，談了很多關於紋身的事，後來其中一個真的當上了紋身師，還為他紋了一個。

碼頭工潮的史無前例，在於能夠連結不同界別的市民，罷工現場除了工人和工會，還有像阿禮這種支持工潮的藝術家。而在冗長沉悶的抗爭中，也許有人等待不及，變得焦慮，甚至覺得氣餒，他們的存在就有另一種意義。「長期抗爭，很難維持氣氛，會懷疑自己的決定，擔心巿民是否還在支持自己」，辦音樂會、電影放映，看似是娛樂，其實只想宣告，「我們還在啊」。

連結周邊社區 碼頭佬獄中相認

有些碼頭工甚至邊帶着小孩一起罷工，「因為沒有時間湊女，就把女兒交給我們，我們不懂做工會的事，惟有幫忙湊細路，盡力而為喇」。他覺得罷工不代表「坐定定」，十年前沒有人想過罷工現場原來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有不同的事發生，播笑片，找樂隊和藝術家來唱歌，例如黃仁逵、甘仔」。罷工幾個星期，資方一直拒絕談判，除了繼續陪伴，似乎也無法做甚麼，某個晚上放映電影時，下着傾盆大雨，連鞋也被沖走了，大家都在苦笑，只能苦中作樂。

爭取加薪、工作待遇的人是碼頭佬，成功與否，跟阿禮和一般巿民也許沒有太大關係，他甚至試過被人罵「關你哋咩事！無你哋份！」但他不認同，覺得有一個行業能成功爭取權益，就是一個好的先例，他當時相信，一場成功的工運能有着承先啟後的作用。那時候，每天看着Facebook專頁「碼頭的辛酸」更新，透過專頁知道更多碼頭內發生的事，「原來裏面有那麼多致命意外，外界一直也不知道」。

在碼頭與自己的社區之間，來回穿梭，他會跟街坊說關於罷工的事，甚至跑到果欄叫「果欄佬」一齊去支持。「爭取的其實不只是碼頭這一行，而是整個勞動階層，他們願意站出來，為甚麼不支持？我是支持勇敢的人」。參與社運十多年，反高鐵也好、保育也好，他一直也希望把社會上不同的人連結起來，能夠在這片土地上，有一個話語權。

他那時認識的很多碼頭佬，都成為了朋友，甚至後來因反東北撥款示威而被判「非法集結」罪成入獄，竟然有碼頭佬在獄中跟他「相認」。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不在時日，相處時間短，也可以終生難忘，「有人大聲唱很舊的廣東歌，好好笑，即使面對絕望，也不會說負面的事，只會大聲唱老歌，好感動，好浪漫」。

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那些罷工的日子讓工人和支持者跳出日常生活，進入抗爭狀態，「以浪漫來形容，也不失為過」。

工學同行

那時候，看着一班年青人由中環「苦行」至貨櫃碼頭，的確是相當震撼。罷工進入第三周，情況依然膠着，工人移師至中環長江中心示威及紥營，「現在已成了花槽，當時我們就在那兒聚集聲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教馮志強（Charles）說。

手執一支玫瑰、身穿印着「勞動光榮」汗衣，集體宣誓後，他們一行18人，從長江中心出發，慢行到碼頭。「罷工第18日，所以我們18個人一齊行過去」。當時還是學生的他記得，那天早上10時半出發，預計行12小時，怎料最終行了14個小時。很累，雙腳好像已不屬於自己了，要找18個人，他說很難，「無人想行！但我覺得要證明給大家看，還有人關心這件事！所以就發神經答應了」。

十多年前的「反高鐵」運動，也有學生以「苦行」方式示威，當時他們每走26步就下跪一次，而聲援工潮的他們，卻決定省卻跪地這個過程，「不想對強權和商家下跪」。參加苦行的人，很多都是後來社運圈中經常出現的面孔，但隨着社會氣氛的冷暖起伏，經歷多場社會運動後，他說很多人都已淡出社運圈子，有些當上了專業人士，有些更已離開香港。

苦行一天，能喚起即時迴響。但他更明白，要人們了解整個社會制度和系統的不公、資源和權力向商界傾斜的狀況，就必須走入社區深耕，「要感受真正的社會氣氛，一定要落區跟巿民互動」。他很驚訝，不用四處奔走跟人解釋工潮的來龍去脈，也有很多街坊自動走過來捐錢給「罷工基金」，「完全能切身感受到我們的口號啊！」而那句口號就是「無盡剝削勞動成果，全港巿民佛都有火」。

他認為，碼頭工潮是一個轉捩點，「反高鐵運動的主流論述是世代衝突，這是誤讀，沒有把矛盾點放在資本主義上，碼頭工潮把焦點放回社會問題、商界『太惡』，是經濟、階級的問題」。他覺得工潮的核心，是商界擁有過大「話事權」，「要贏到盡，勞方『無啖好食』，在碼頭工潮這件事上，社會開始了解是財富不平等的問題」。

「工學同行」，Charles說學生與工人連成一線是理所當然，「學生從來都是工人！畢業就會進入勞動巿場，沒有需要分得那麼細，都是被壓迫的人，學生身份只是一個過渡中的階段」。學生就是未來的工人，參與工潮只是「早一步」為勞工爭取應有、合理的待遇，他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