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會瓦解專題 之一｜工會領袖收信、被盤問、套料 無奈離港

2021年8月底，時任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副主席羅卓堯家裏收到一封政府來信，質問他和HAEA在民主派初選的角色、對「安心出行」、防疫政策等立場，短短一星期他決定辭職離港。同期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被「中間人」三次約見盤問，更直接要求他見國安處。他亦選擇辭任離港。蒙兆達說，即使公民團體解散了，過去公民社會的聯繫、市民對合理生活的期望不會就此消失，即使是微小的改變也要去做。

「獨立工運」就是指的就是不依附任何政權、政黨及商家，由工人從下而上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抗爭運動。而反送中運動後，工會多次發動的罷工震動全港。2019年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會員人數最高峰時直飆二萬人，2020年曾發動罷工要求封關抗疫，獲8,000名醫護響應，是華人工運史上第一次的醫護罷工。

收信受壓 辭職離港

但2021年8月底，時任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Ivan）收到一封港府來信，令他承受極大壓力。他透露，信中質問他和HAEA在民主派初選的角色、對「安心出行」、防疫政策等立場，家人看到這封信也被嚇倒。

收信一刻，他想過繼續留下來，「我都唔想條紅線未埋黎就縮Q咗」，但當看到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因為「羊村繪本案」受審、職工盟搖搖欲墜，他暗忖，自己的堅持會否連累其他工會幹事及成員？他無法判斷，當前還要安撫家人的情緒。最終，在短短一星期內，他決定辭職離開香港。

Ivan自言自己是一個把情緒「收得好埋」的人，離開時固然會有不捨，但也不會「喊苦喊忽」，直至最近在英國看Rubberband的演出，才牽動着那被自己壓抑了一年多的情緒。每當看到香港新聞，總會覺得愧對留下來的人，自己又好像無法為他們做甚麼事。

建立本土政治力量 助移英護士融入社區

雖然口裏這樣說，但實際上他在英國還是積極協助香港議題的活動，從聲援行動、電影節，到最近的Hong Kong March，也會見到他低調的身影。「我們希望能夠恆常化Hong Kong March，每年3月也舉辦，讓本地人認識香港人的身分，加深他們對我們的關注；同時透過這些文化活動，讓來到這裏的香港人不會失去了香港人的身分」。

他同時強調，香港人長遠而言要形成一個英國本土的政治力量，不能只停留在「說客」角色，在提出自己的視角同時，也要關注和參與本地公共事務、融入本地社群；然而這需要港人組織之間建立互信，不斷溝通凝聚共識。

另一方面，他亦不忘本業，繼續協助移居當地的護士同工適應和融入當地社會及職場，並與當地的相關工會聯繫，延續HAEA無法在香港繼續完成的使命。

他慨嘆：「2019年或許是我們一群追求民主的香港人一個『最好的階段性結束』，沒有2019年的話，香港可能悄無聲色地衰落下去，沒有全民覺醒、沒有國際社會關注，即使當時仍有所謂公民社會，也可能無法引起關注，至少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個政權是如此醜陋」。

約見三次「套料」 被要求見國安 

蒙兆達逾四分一世紀在職工盟工作，說起自己故事總是離不開職工盟，「職工盟與我的生命高度交疊着，我從1995年開始便在工盟工作，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從組織幹事做起，然後是統籌幹事，到最後是總幹事，共工作了26年，在總幹事這個位置都已經有11年，所以工盟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成長印記，也是我一直實踐抱負理想的地方」。

《國安法》生效後，他看着警方以《國安法》拘捕前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主席吳敏兒、支聯會主席鄒幸彤、前主席何俊仁等，他已經預想到職工盟是下一個被針對的目標，「對政權而言，有群眾基礎，志在推動獨立工運的工盟是他們的眼中釘，必須除之而後快」。

國安處大規模拘捕民主派初選主辦者及參與者後，他已把妻女送到英國，自己則留在香港，繼續和同事「守住職工盟直到最後一刻」，在不能遊行集會的日子，也堅持擺設街站讓市民知道，香港公民社會仍然有人在默默堅持。

然而，到了8月，蒙兆達開始感到山雨欲來。隨着教協宣布解散，多間親中媒體開始把砲火轉向職工盟。政權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的同時，有「中間人」先後三次約見蒙兆達。他不期望見面會有甚麼好結果，但至少想知道公民社會組織將會面對怎樣的政治風險，以便及早應對。

蒙兆達形容這些「見面」根本就是「盤問」，他們追問職工盟財政來源、李卓人的角色，亦問到職工盟與外國工會的合作等，他認為這是「擺明車馬要為李卓人羅織罪名」，感到心寒同時，他也嘗試帶他們「遊花園」。

但是，「中間人」明顯要從他口中「套料」，一次問不到，就約第二次，第二次沒結果，就第三次；第三次也「套料」失敗後，中間人就直接要求他見國安處，他當刻雖然拒絕了，但也知道威脅已是迫在眉睫，若不離開，也許就要面臨被捕、長期拘禁及審訊，甚至要「篤灰」。他不願意出賣戰友，也顧慮兩個女兒年紀尚小，自己被捕的話將會為流落異地的家人帶來沉重負擔。他只能倉卒辭任總幹事一職、離開香港。

不負在港戰友默默耕耘  赴聯合國爭取國際關注

剛抵達英國時，他感覺很不真實，每天起來張開雙眼，都會懷疑自己是否已經離開香港。幾天前仍然是風聲鶴唳、氣氛繃緊，但英國卻是風平浪靜、歲月靜好。儘管如此，他內心卻無法平靜下來，香港傳來的消息總是牽引着他的情緒，然後不停反問自己離開是否做錯，又為無法分擔香港戰友的困難而感到自責內疚，覺得自己拋下了他們。

職工盟最終在10月3日通過解散議案，蒙兆達收到這個消息時，首先還是擔心戰友的安危，因為保安局聲言會繼續追究。當平靜下來時，悲傷才漸漸湧現。職工盟31年歷史，蒙兆達可謂跟它共同走過大部分時間，他逾四分一的生命也投放到這個地方，如今卻只能看着組織被政權硬生生的埋葬，「就像看着至親猝逝，你當刻來不及悲傷，但內心已經被挖空一個大洞」。

他慨嘆，現時獨力奮鬥的工會很難在香港進行有效的政策倡議或批判，例如疫情期間凍結最低工資、防疫政策對勞工權益的損害等，理性批判可能被政權指控煽動，處處受到掣肘，更遑論動員職工行動。邀約蒙兆達訪問前幾天，便先後發生國安處拘捕回港探望丈夫李卓人的國際家務工聯會秘書長鄧燕娥，以及國安處要求多名前職工盟執委「協助調查」事件，在港的工運戰友每天工作也是如履薄冰。

每次聽到這些不好消息，蒙兆達總是有幾天很抑鬱，一句話也不想說，但也正因為看到他們遭受之困難，更希望藉着自己在海外有自由發聲的權利，將香港的勞工聲音帶到國際社會，引起國際關注及支援，這也是成立「香港勞權監察」的原因。

在成立半年內，蒙兆達帶領勞權監察先後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審議會議，就香港工會權利被侵害、工會成員被任意逮捕發聲，最終成功促使聯合國罕有地在審議報告中明確批評香港政府利用《國安法》打壓香港工會。

不過他坦言，過去在香港擔當工運組織者的角色，與工友並肩作戰，看着他們由被剝削到願意站出來為自己尊嚴奮鬥，比起在英國進行靜態的倡議、游說工作有更大滿足感和動力。

香港民間仍有「will to resist」 以更迂迴方式表達不滿 

除了倡議工作，蒙兆達亦會為當地港人提供就業、加入工會資訊，甚至有遇到前職工盟培訓中心學員和導師，感覺就像以前在培訓中心那樣。

然而相比成立香港人工會，他認為更重要是香港人要融入英國社會、加入英國工會。他指出，在英港人也不能只以港人身分圍爐，不能純粹單方面尋求他人支持，我們都要成為英國社會持分者、支持英國公民社會抗爭及工會運動，這樣才能更有效延續他人對香港的支持。

面對香港公民社會凋零，蒙兆達不想斷言「公民社會已經瓦解或死亡」，因為這樣好像否定還在香港默默耕耘的戰友。他認為即使團體解散了，過去公民社會的聯繫、大家對合理生活的期望不會就此消失，現在民間出現不少新興媒體、社區組織、獨立書店等。他形容民間仍然存在will to resist（抵抗的意志），大家沉默不代表對新秩序的順從，只是用更轉折、迂迴的方式表達不滿或承傳價值。

他認為香港目前的狀況有點像東歐共產時期，鎮壓之後的香港社會，大家都退入私人領域，個人變得原子化，但民間仍然有抵抗情緒，就像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力量》中所言，要打破政權製造的無力感，就要「活得像個人」，在生活不同層面：學校、社區、職場，謹守個人專業、保留行動意志，即使是微小的改變也要去做，慢慢累積下來才能帶來更大的改變。而放棄相信行動，只會形成絕望感。

他認為不論留在香港的戰友，還是身處海外的他們，也正在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實踐抵抗意志。「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光復那一天的來臨。這不只是一個願望，也是我繼續堅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