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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流亡英國 「明明只想做香港人」

專訪「重光團隊」成員、「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負責人Venus

穿上裙子、踩着高跟鞋的Venus,以帶有英國口音的流利英語,在由「香港民主委員會」舉辦的Hong Kong Summit講台上演說着。她到英國已有三年了,由2019年街頭抗爭,到去年獲批政治庇護,現在總算安穩下來。對於一個21歲的女孩來說,在陌生的異鄉獨自生活,一點也不易,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卻又感到唏噓,「我明明只想做香港人,卻在異地飄泊,不能回去。我很怕,隨着年月過去,自己跟香港的連結會日漸失去」。

她即將升上大學三年級,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唸法律及政治雙學位課程,從踏上飛機那一刻開始,直至找到大學繼續唸書,1萬公里的路程,孤獨又崎嶇。說起初時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日子,她猶有餘悸,2020年以旅遊身份抵達英國,沒有政黨背景,亦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憑證,「證據弱,當時沒有太大信心會獲批」, 她承認,在申請的過程中,充滿徬徨和不安。

住難民收容所 申請全額學費獎學金繼續學業

在申請庇護那兩年間,她的身份是難民,曾在朋友的大學宿舍「屈蛇」,亦住過政府提供的「難民收容所」,那時候正值疫情,政府租用了整幢酒店作為臨時收容所,但所謂的「酒店」並非如人們所想像那樣,「無人清潔,例如有人醉酒嘔吐後無人打理,跟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住在一起,大部份都是男性,我比較好彩有獨立房間」。

她更遇過住在隔鄰房間的男子跟自己搭訕,對方露出怪異的笑容、貪婪的眼神,說話充滿性暗示,「政府把收容所外判給其他人管理,投訴也不會有人理,那段時間真是大開眼界」。

那時,她才剛滿18歲,只想繼續唸書。離開香港前,她剛升上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迫不得已離開,到了英國,她覺得要了解一個地方、融入社會,讀書是一個好方法。於是嘗試報讀不同大學,但作為一個沒有身份的難民,她要支付國際學生的學費,當時不少學校接受她的申請,最終她申請到格拉斯哥大學的全額學費獎學金。她說,那一刻立即覺得「人生有返方向」,重返校園,搬到學校宿舍,人生就如回到18歲女生應有的軌道。

2019年,當時只有17歲的Venus,忙着跑上街頭。曾經只差一線就被捕,盤骨被「速龍」打到移位,直至四年後的今天仍要看醫生,未能完全痊癒。她不想說自己在哪個崗位,形容自己是一個會採取激進手法的抗爭者,「前線是一種願意走到最前,犧牲和承擔的心態,不止是街頭上的崗位」。

學校舉報 國安入校搜查 信用卡被停用

她慶幸,自己當時考了DSE,為甚麼選讀政治?她想了一會兒,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蘊藏她對這個城巿的想像,「想透過讀書去找香港需要的答案」。

她說那時的自己,整天也在想如何可以「繼續做下去」,在中大校內做文宣、辦活動,校方亦一直有跟她們對話,「叫我們不要做,但一直有溝通,直至一次學校向國安處舉報我們」。她是那次活動的主辦者,儘管街頭上不止一次身陷險境,卻從未感受過如此貼身的風險,「國安處入學校收CCTV,覺得『唔對路』,便買機票飛過來英國」。

她走得相當急,坦言只有幾十小時做決定,她承認,的確害怕《國安法》。幾個星期後,一起辦活動的同學被國安處問話,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那時候,她確定,自己沒法回港了。過了不久,她的滙豐銀行信用卡也被停用,「代表國安已找到我,知道我是誰了」。

在飛機上,看着香港變得細小,飛得愈來愈遠了,她從惶恐中驚醒,「終於上到飛機,走得到」。放鬆下來,意識到自己距離這個城巿漸遠,她不顧機上其他人的看法,崩潰地哭,「以前完全沒有想過會離開香港,但最終也覺悟,若要抗爭得到成果,就必須犧牲」。

離開成長的地方,離開隊友,她直言,覺得愧疚,「其中一個年紀很小的隊友,我們一直陪伴他審判,一齊走堂去聽審,但我無法陪到他最後判刑。我覺得自己很自私,只能其他人口中得知他的近況」。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很矛盾,覺得自己苟且偷生」。

加入「重光團隊」、讀法律 盼助港人發聲

在英國找到學校,稍為安頓下來後,Venus於2021年加入了「重光團隊」(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前,她覺得在海外做遊說工作,一定是關於政策、要求外國政府對港府進行制裁。加入後,她發現其實更多是相對小規模的政策倡議,例如協助到英國申請庇護的港人,「要由香港人去做,希望可以幫到香港人社群,這是我加入的初衷」。

現時除了是重光團隊的代表,她也是「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的負責人,秘書處的工作包括向國會議員解釋香港情況,亦做中間人的角色,讓議員跟港人對話,了解他們在英遇到的困難,「希望保持議員對香港情況的關注,過去幾年大量BNO港人進入他們的選區,他們有興趣了解港人的看法」。

Venus(右二)跟英國國會議員、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Ian Paisley Jr(左三)會面,Ian是「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的成員之一,會面談及小組運作方向。(相片:被訪者提供)

她解釋,大部份國會議員的確不太了解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所以秘書處的工作就是做資訊整合。秘書處成立之初,是由一間當地的公關公司負責,今年開始由重光團隊接手,她認為由香港人做,可以現身說法,更能打動國會議員。

在香港選讀政政系,是想為香港找到答案,到了英國,依然是讀政治,再加上法律,她覺得香港人離散於海外,就要有人進入不同專業領域,「在香港沒有人讀國際法,但在歐洲就有需要,2019年那時,有人說要把香港警察帶上國際刑事法庭,我下年做交換生,就是去海牙國際法庭」。她在申請政治庇護時又發現,很需要律師幫忙,卻太少了解香港情況的律師,「如果我有法律知識,就可以幫到更多,英國政府有法援,但無當地律師敢接,因為不理解香港情況始終有困難」。

「重光團隊」上任「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前與小組主席Baroness Bennett(中)見面,希望與國會議員在工作上取得共識。(相片:被訪者提供)

臨行一刻通知媽媽 「不想她為我身陷險境」

去年獲批政治庇護,終於成為英國社會的一份子,她鬆了一口氣,但壓力卻隨之而來,「要如何建立生活?」她從沒想過要做一個英國人,甚至沒想過自己會在異國生活,「我明明只想做香港人,卻在異地飄泊,不能回去。我很怕,隨着年月過去,自己跟香港的連結會日漸失去」。

她的父親一直在中國工作居住,不知道女兒已離開香港。跟香港距離遠,她說,跟父親的距離更遠,「我(2019年)出去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定不讓我出去」。而母親,也是在她上機前一刻才知道女兒要離開,「買了機票,到了機場才打電話給她,告訴她我出了事,要走」。

她說並非刻意隱瞞,到最後一刻才「通知」媽媽,是不想她為自己身陷險境,「不想她因為幫我離開而被警察搞」。她知道媽媽無法面對自己突然要離開的事實,但她更不願意為家人帶來麻煩。

也許她從小到大也是獨立自主的女生,總是自己決定、獨自行動?她笑說,一點也不是,從沒試過獨自旅遊、不懂做家務,更不會自己煮食,「我是港孩啊!所有都要重頭學起!」她朗聲的笑着。港孩第一次出走就「打大佬」,成為難民、申請政治庇護,無論遇上甚麼事也要自己解決,但她覺得,終有一天會回到香港,「老年想在香港過,希望得啦」。

遊子歸鄉無期,但她從沒後悔,「應該做的,就去做,雖然在某個崗位也許有風險,想香港向着大家所想像的方向邁進,就必須冒這個險」。她亦不忘補充,認為相對現時還在香港、仍在紅線底下堅持的人,自己做的事,實在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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