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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示威者專案留台 未完成香港學位難搵工 港人老闆問「係咪抗爭者」

理大圍城的第二天早上,Ceci(化名)嘗試離開,但校外早已佈滿警察,跑不到幾步,發現所有道路已被封,只好跑回校園。但催淚彈已從四方八面射過來,她攀上校園的圍欄,衣服卻被鐵絲網勾着,無法動彈,有人在旁大力把她拉下來,褲子撕開了,終於能雙腳着地。她記得,當時有很多女生都不懂跨欄,跳下圍欄後都跌傷了,被其他人抬入校園。

後來,她嘗試遊繩離開,但跟不上,那時她想,既然無法離開,就多留一會吧。然後,她又試過從火車軌方向離開,但走到鐵路旁,就發現四周都是警方的封鎖線。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但仍然無法離開,最終,她因為膝蓋受傷,登上救護車,離開理大,白車上,警察逐一記下了他們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

2019年11月17日,警方於理大門外出動兩部水炮車及裝甲車,向抗爭者發射藍色催淚水劑,情況一直持續至翌日凌晨。晚上10時,警方呼籲留守理大人士離開,同時向校內發射震撼彈,並逮捕多名依指示從Y Core(大樓)離開的巿民及急救員。

11月19日,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接收約80名來自理大的傷者,醫管局派出醫療隊到場協助約200名傷者。11月22日政府估計仍然有約30人留守校園,並藏於不同的大樓內。11月28日,警方進入理大搜證,理大於29日從警方手上接管校園。

理大事件後立即赴台 幾日後返港

從理大出來後幾天,她聽說警方開始進行拘捕行動,就買了機票,飛到台灣,但留了不夠一星期,她卻回到香港,「我覺得自己未準備好,當時雖然有捉人的消息,但應該未輪到我們這批坐白車出來的」。

如何才算是「準備好」,要離開成長的地方,大概一世也無法「準備好」。到了年底,身邊朋友相繼被捕,她覺得,真的要走了。一別,就是四個寒暑。

以「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下稱專案)身份留台四年,永久居民的資格,仍在等待中。漫長的等待,不知道終點會在何時出現,幸好,有人跟她一起熬過這段時間。Holiday(化名)跟Ceci一起出走台灣,理大圍城那天,他也在校內,「有兄弟在彌敦道打,後來他被捕了,當時我很想從理大衝出去,如果被捉就只好認命」。

跟Ceci同樣,他試過不同的逃走路線,但最終失敗,他承認,當時情緒非常低落,「越級挑戰,根本無得打」。離開理大後,他想過繼續留在香港,想盡量多做一點。但是,他的小隊中,大部份人在那年年底被捕了,只剩下自己,「捉到相關人士,爆了我們出來」,他不得不離開。他說那時是「停賽心態」,覺得被罰紅牌離場,就先小休,「覺得抗爭未完,但漸漸見到愈拉愈多」。

由理大圍城到離開香港,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要決定未來的命運。因社會運動而走在一起,二人的生活背景亦有相似之處。Holiday那時在香港讀大學四年級,畢業後將成為專業人士,離開就要放棄讀了三年的學位,「讀了三年但畢唔到業,原本的專業技能,在台灣這邊用不着,沒有兩地互通的相關認證」。20多歲的他,不想重頭開始讀另一個學位,便決定報讀短期課程,盡快學會一種技能,在台灣打工。

「專案」留台每天等待 護照過期後無法出國

Ceci的情況也差不多,當時21歲的她同樣在香港讀大學四年級,已在寫論文,快將畢業。毅然放棄一切到了台灣,她卻沒有太大掙扎,「學業沒甚麼所謂,我只想活得有意義」。她堅決地說,自己一定不能被捕,不想媽媽到監獄探自己。

2019年6月,她第一次參與遊行,笑說自己從前「很豬」,看見有些人在遊行後沒有離去,她問朋友,他們為何要留下來?到了後來,她成為了做支援的人,「要確定隊中的大家不要受傷,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Holiday也是反修例運動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卻坦言原因非關政治,而是憤怒,「從來也不想理政治,只是單純的『看不過眼』」。那時,他總是孤單一人,看見哪裏需要人手,就跑過去幫忙,「催淚彈愈放愈多,見身邊有人跌倒了,便把他拉起」。

沒有固定「隊友」,即所有人都是「隊友」,每次上街他都會遇到「一日隊友」,「連名也不會知道喇,一班有共同理念的人,一齊去做同一件事,無條件信任」。活了廿年,他沒想像過對陌生人可以如此信任,一群不認識的人為一件事情付出。

來到台灣,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身份問題,以專案方式留下來,只能每天等待,就如等候發落,Ceci說跟進他們個案的專員已很不錯,會定時問候他們的生活狀況。現時,二人也有工作,算是稍為安頓下來,還考了機車牌照,買了一輛二手機車,在新北巿租了房間,需要工作就駕機車入台北。

一切看似不錯,但Ceci心裏始終不安,「最大問題是護照,特區護照過期後怎辦?不能出國啊。但我是樂觀的,相信終有一天會有」。

第二次離港 電話哭別母親:不要浪費人生擔心我了

她亦相信終有一天,可以在香港跟媽媽見面。她是家中獨女,一直跟媽媽同住,她記得,第一次離港時,走得相當匆忙,「在機場打電話給媽媽,嚇死她!」那段時間,一直住在安全屋沒有回家,媽媽見她常常沒有回家,擔心她走得太前,卻沒有阻止。電話的另一邊,媽媽問她何要走,Ceci只說自己過一段時間就會回來,「她好像意會到一些,事情和局勢比她想像中嚴重」。

幾天後回到香港,媽媽跟她說,「返來就好」。但最終還是要走,第二次,她在那架開往機場的的士上,一邊哭着一邊打電話給媽媽,「我跟她說,不要浪費人生擔心我了,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吧!」媽媽卻跟她說:「你還年輕,就出外試試吧」。

見工遇「八卦」港人老闆問「係咪抗爭者」

到了台灣四年,二人都覺得前路一片黑暗,不約而同地說找工作實在太難,Ceci憶述剛到台灣,去見工時,對方要求自己解釋為何讀了三年多的學位,沒有畢業卻跑到台灣;而且在台聘請香港人,等於聘請「外國人」,公司要付出額外成本,那時候見過不少工,令她很洩氣。台灣公司請港人的門檻高,她便試找在台的香港公司,以為大家都是香港人會明白自己面對的處境,怎料事實剛好相反。

「見工時問我很多問題,政治取態的問題,問我是否抗爭者」。她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那是2020年中的事了,她說那些人給她見工機會,其實只想「八卦」自己是否抗爭者,「對於他們來說,請我們這些年青人,是危險的,要揹責任」。

回想起這些見工經驗,她搖搖頭說,這些公司並非認真想聘請自己,只想「八卦」她是甚麼人,「他們從來沒有問我懂得做甚麼,完全不關心我的工作能力」。

Holiday則遇過一些以投資移民方式來台的港人,即使他們想請香港人,也難以負擔,而且法例規定他們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台灣人,「即使他們有心,但資本上很難再請香港人」。來台初期,Ceci有「家長」照顧,但她覺得必須靠自己,不能一直依賴別人的幫助,「見工不成,又要再靠別人,心裏不好受,努力過,但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

二人後來經朋友搭路,最終找到現時的全職工作,「老闆是很有心的香港人,一直協助在台港人」。一起打工,生活簡樸,Holiday以互補來形容二人的關係,各自有不同技能,來台後進修增值,在工作上善用自己長處。「是『一齊』的感覺,無限信任和默契,就像…… 我整個背脊交給她,她就信任我在前面」。

不要忘記當時為人何要行出來

「希望在工作上能夠繼續幫到香港人,牆內很多人還未放棄」,Holiday的朋友,最近被判暴動罪成,「香港人真的不要忘記自己當時為何要出來,6月那麼熱,身水身汗都出來行」。他覺得既然自己已在海外,就要努力做更多,爭取各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Ceci則說,雖然面對生存困難,「是很辛苦,但很多人比自己更辛苦,要為世界變得更好而努力,不能坐着享受,不要因為過去幾年的經歷而灰心」。

Holiday感慨,希望有回到香港的一天,「到那時,或者已不會再用香港身份證返去,不能回到以前的香港了」,這些事情,他覺得大家心底裏都很清楚,要面對一個新的香港,到底是美麗還是醜惡,大概無人能預知,但他依然相信,那將會是一個所有人一起建立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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