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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

34年過去,維園的燭光再也無法點起,曾經在六四晚會擔任司儀的列明慧,用舞台劇將記憶傳承下去,更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曉劇場」把劇目《5月35日》帶到台灣。她說,每一次演出都像播下一些種子,希望把被壓迫者的故事帶到世界不同地方。維園晚會曾經還有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由15歲做支聯會義工開始,到今天已是中年。他說,死難者的歷史不應該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記住這段歷史是這代人的責任。

2009年,列明慧做了多年維園燭光晚會主持,漸覺晚會雖然重要,卻有一定限制,「不如嘗試用舞台劇方式,或者能帶出更多?」於是就成立了「六四舞台」。當時她沒有想得太長遠,但《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演出後,反應非常好,一年後重演。當時座上的觀眾不乏校長和老師,都覺得應該把關於六四的劇作帶入學校。

司徒華稱「六四舞台」值得做下去

她記得,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也是嘉賓之一,「他說值得做下去」。一句「值得」,便是12年。由2009至2021年,「六四舞台」共製作及公演8齣舞台劇、295場學校巡迴演出,於2019年公演的《5月35日》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Hong Kong Drama Awards)最佳製作、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燈光設計、年度優秀製作等多個獎項,榮耀未及照亮舞台,布幕已徐徐落下。

《5月35日》於2019年香港首演,原訂於翌年上演的《5月35日》(庚子版)卻因疫情被迫取消,改為全球網上直播,四日內有超過54萬人次觀看。(相片:列明慧提供)

曾經,她帶着不同的劇目走進校園,例如關於劉曉波或「黃雀行動」的故事,「你以為學生應該會知道某些事,其實未必,有些可能連SARS也不記得了」。她覺得,每一次演出,都像播下一些種子,雖然無從得知這些種子何時發芽,但十年堅持,卻是很好的公民教育。

那時《國安法》正準備實施,校園亦開始出現「舉報熱線」,列明慧說當時一些老師和校長跟她說,有些事情已無法在校內說,「他們怕跟有『煽動』風險的團體接觸」。她憶述當時有30間學校報名觀看巡迴演出,最後因為疫情及國安風險,全部決定取消。她感慨,「這就是香港現況」。

一個劇本也容不下的城市

「2019年前有沒有想過『六四舞台』會結束?當然沒有想過!」從前,她覺得劇場創作相對安全,但一切來得太快,她發現原來言論和創作自由,竟是那麼脆弱。那些關於「六四舞台」的訪問,她已無法在網上找到,有些東西還是避不了在一夜之間消失,但她沒有失望,說仍有不少人在夾縫中努力,說好這個地方的故事。

「六四舞台」監製列明慧過去多年把劇場帶入校園,希望把歷史承傳下去。(相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後來,她離開了,「很傷心,香港失去了太多」。制度崩壞、司法獨立蕩然無存,從前覺得翻牆、中國政府對待維權人士的手段,都是遙遠的事,事件霎眼來到身邊,「拘捕你,未審先關柙兩年」。而這個故事,還未完結,她說也許會變成台灣故事,「以前覺得六四是中國故事,現在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故事」。

來去匆匆,她曾經感到傷感、恐懼,低潮期漸遠去,她努力爬起來,「幸運亦不幸,經歷過香港最璀璨的時間,現在香港有難,不能忘記依然留在香港受苦的人,各自在做能力所及的事」。例如近日在台灣出版《五月三十五日:創作.記憶.抗爭》,收錄六四舞台得獎劇本《5月35日》,除了廣東話劇本,書中還收錄了國語及英語翻譯劇本,以及劇作的創作歷程及相關評論。

剛於台灣出版的《五月三十五日:創作.記憶.抗爭》,除了原創劇本,還有評論文章。(相片: 列明慧提供)
書中有英文譯本,列明慧希望劇本能讓世界各地的人讀到。(相片:列明慧提供)

但舞台劇的光芒,畢竟還是要在台上才能展現出真正的光芒,飛越香港上空時,她沒有帶很多東西,就是有這齣劇的版權,今年她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曉劇場」把劇目《5月35日》帶到台灣,希望劇作能夠在不同地方、以不同語言上演,把這個屬於每一個母親、每一個被壓迫的人的故事,帶到世界不同地方。悼念死難者,亦哀悼那些逝去而又不能再被言說的故事。

執導《5月35日》 不能再到香港

「曉劇場」導演鍾伯淵覺得六四事件在歷史上,不只是中國的事,全球生活於極權統治國家的人,也可能要面對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對於這種傷痛有着共感。故事講述一對年屆80的老夫婦,惟一的兒子30多年前「死於不自然」,到了今天很多問題依然無法得到答案。

老婦多年來期待從痛苦中解脫的一天,而一向膽小的老頭,卻愈想愈不忿,老伴即將離去,他覺得自己沒有甚麼要害怕了。二人定下目標:在5月35日這一天,堂堂正正地拜祭兒子。「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作品簡介寫道。

國際特赦組織及曉劇場把六四劇目帶到台灣,6場表演迅速爆滿。(相片:黃永俊攝)

也許,台灣已是最後一個能演出此劇的華文地區了,鍾伯淵從前常到香港,執導此劇,他說已有心理準備日後不能再到香港,甚至是轉機。即使不能再到香港,他依然覺得必須把劇作搬上台灣舞台,因為他體會過極權對自由的打壓,那怕只是一張小小的貼紙也容不下。

2020年他到澳門過關時,被帶進房間拷問,要求他把貼在護照上的「Republic of China」的貼紙撕掉,「一直以來去世界各地,也沒有人要求我撕掉」。撕掉後,終獲放行。這次事件後,他覺得自由實在很重要,要繼續發聲,不能因恐懼而封閉說話的權利。

雖然作品寫的是六四,但他認為其實所有人也可以從劇本探討可能發生的傷痛,「透過這個故事,觀眾不只能感受曾經發生在1989年的事情,更是自己國家的歷史。近年我們探討的轉型正義,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到達,但劇本中的母親等不到轉型正義,所以她只能到油燈將盡的時間,用自己的生命去照亮這件事」。

因國安風險 未有跟香港導演編劇溝通

演員梁德翔詮釋劇中那位母親時,則認為她尤如點亮一根火柴,一點很微弱的燭光,「她在彌留之際,只要往前一步,就是死亡,她說了這句話:即便這個光會滅,每個人的生命也會走到終點。無論是對自由民主、對愛的追求也好,又或是失去孩子的傷痛,她只想貢獻自己一點小小的光,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一個讓人反思極權、自由的劇本,已無法在香港公演,首度來台,劇團卻未有接觸香港的導演及編劇,鍾伯淵坦言香港現時的狀態並不樂觀,擔心若對方參與會有危險,所以當初獲得授權後也只跟「六四舞台」的負責人開會。他解釋,他們沒有明確地表達安全受到威脅,但香港人到底能如何活下來並繼續追求自由,鍾伯淵覺得現時處境變得愈來愈困難。

在台上演的《5月35日》以國語演出,演員還會用台語,加強在地感。(相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劇作將於本月2至4日共公演6場,全部爆滿,鍾伯淵說此劇在台非常知名,大家都很期待,很多人也想知道台灣劇團會如何呈現這個主題,「以及在這個議題下,跟當代可以產生甚麼意義和對話」。

那年,他才4歲,六四對他的意義就是看見爸媽,一邊看電視新聞一邊尖叫,「我們一家人對這件事印象也很深刻,在世界的另一方,有一班人在抗爭,非常震撼」。

而梁德翔當時已是初中生,事發翌日,同學們都在竊竊私語,大家有看新聞嘛?有沒有看到坦克人?她記得那時的補習老師是個熱血青年,會播《一無所有》的錄音帶給她聽。排演此劇,她曾經有一個關口無法跨越,女主角的悲傷,到底該如何詮釋?「她很悲傷,但不是對外的,所以情緒不能過份外露,(雖然)她在罵人,其實是自己的悲傷」。

港演員戴面具以廣東話讀劇 紀念是爭奪「詮釋權」之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此劇已無法在港上演,所以能夠把它帶到海外演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這次演出,除了五場普通話演出外,還會有一場廣東話的讀劇,由香港演員戴着面具進行,「我們花了些時間去找讀劇的香港人,但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想盡量保護他們,畢竟他們能演出已是很大的勇氣,但他們在香港還有家人,即使人已在台灣,但還是擔心會影響家人,所以不希望有太多曝光」。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認為台灣人近年面對中國的威脅亦很反感,所以同時特別關注香港的情況。(相片:黃永俊攝)

無論在香港抑或是台灣,過去也有不少關於六四的意見,有人覺得悼念活動行禮如儀,亦有人會覺得這是中國的事,「大家會想,為甚麼要去紀念六四呢?但當這樣的活動也被港府和中國政府打壓、禁止談論,這樣純粹的劇場也被禁止,展現出港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愈來愈嚴重」。

她指出,這樣反而引起更多人願意去了解這件事,愈是打壓,愈是團結。「以前大家會覺得,我又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統派,為甚麼要紀念六四?但現在大家都會了解紀念其實就是堅持人權價值,影響其他沒有人權的國家」。

人們都說,紀念就是拒絕遺忘,她覺得,記住六四,其實是一場爭奪「詮釋權」的戰爭,「中國政府也想搶這個詮釋權,其實六四沒有死這麼多人啊、天安門母親說的事情不重要」。中共一方面說沒有發生這些事,另一方面卻禁止談論,「如果覺得根本沒有發生,為甚麼要害怕討論?」

15歲做支記義工 2020年維園悼六四被囚8個月

2019年6月4日,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在維園忙得不可開交,協助燭光晚會進行,他沒想過,維園的燭光從此不再照亮。他記得,那年的主旋律不再只是六四,反修例事件正在醞釀,「雖然是悼念六四死難者,但也很注重香港議題」。

第一次參與燭光晚會,他只是一個中學生。2001年六四12周年,他牢牢記着這一年,「死難者不能夠就此犧牲,要傳承民主的理想,把追求民主的理念延續下去,不能忘記這件事,希望更多人知道」。

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左)與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於六四21周年,參與民主風箏行動。(相片:被訪者提供)

趙恩來15歲加入當支聯會義工,他說當時是社運低潮期,作為學生,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態,之後十多年,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每況愈下,「那時候沒有太多公民團體,大家也不熱衷參與社運,遊行示威有幾百人已好開心,跟2019年是兩個世界」。那時,他覺得點起燭光,是每個香港人的事,是最低成本的參與。

2020年,這件事再也不是「最低成本」,他跟其他支聯會常委,在維園點起燭光悼念六四,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囚8個月。

他說,那年踏進維園綠色足球場,大台沒有了,但他還是看見很多熟悉的面孔。他說,這是多年的約定,一定要去,而當日出現的人,有堅持悼念多年的老人,也有一家大小,他沒有想過,以個人身份出現於某個空間,竟會被定罪。

「去之前,已有坐監的準備,當天幾萬人在維園,最終告了廿人,我只是代他們去接受這件事,但這是不公義的!」雖然被判罪成,他說自己並無做壞事,六四去維園「不是一件值得被罰的事」。

2010年因展示民主女神像及「六四屠殺」浮雕被判違反《公眾娛樂場所場所條例》罪成的時任支聯會常委李耀基,5年後上訴得席。支聯會成員包括趙恩來(左四)於庭外抗議。(相片:被訪者提供)

獄中遇見不同人物,別人問他因何「入冊」,他會說:因為我喺維園點蠟燭。他覺得很諷刺,「裏面很多像我這類的人,以可笑的理由入去」。可笑的事,竟成為現實。

輾轉來到2023年,當公開悼念變成忌諱,他覺得香港人這麼多年的參與,成為政權眼中的一根刺,「無論你承不承認,也不能無視這件事」。這是多年以來,整個城市累積的記憶,他說香港人容易適應不同環境,總有方法去守護這個理念。

「平反六四」是人生意義 當行禮如儀變成奢侈

如果要說人生意義,趙恩來說,一生人必須達成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六四,「但不是坐着就能平反,能力所及的事,就要去做」。對他來說,六四就是啟蒙,「他們以自己的生命讓我們了解沒有人權、自由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他們不應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他覺得記住這段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六四其中一個啟示,就是在爭取民主的路上,不是說幾句社會就會改變。

曾經,有人認為燭光晚會行禮如儀,他苦笑,誰會想到,今時今日連行禮如儀也變得奢侈。那些昔日戰友,很多都已在獄中,「雖然有些事,做了好像沒有用,但他們堅持做,用行動證明『我不放棄』。能喚醒其他人嗎?他們未必care,只想做咗,無悔」。

老頭說:「我們就去衝擊,這條不正常的底線。」

老婦說:「老伴,我終於覺得你愛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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