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佔立會案｜城大編委黃家豪暴動脫罪已離港：成日話我哋係黑記 單案摑咗政府同警察一巴】

時任城大編委記者黃家豪（Gary）在「佔領立會案」被判暴動罪不成立，結案後立即離港，他覺得整件事「根本好無謂」，庭上播放的片段，只見他在立法會內拍照，「做緊記者應該做嘅工作」。那天是2019年7月1日，他隨着抗爭者和其他記者，走進立法會大樓拍攝和報道。4年半後，塵埃落定，拿回護照後他立即買機票離開，抵達異鄉，開展新生活。

Gary以「瘋狂」來形容整個審訊過程和對同案被告的判刑，當中最高被判刑6年10個月，對於律政司對自己的暴動指控，他覺得是藉此「搞校媒」，「警察同政府一直都唔鍾意我哋，因為我哋影到好多嘢，係主流媒體影唔到嘅，揭露好多嘢出嚟」。

5年前，他就讀城巿大學公共行政及政治學士課程，副修媒體與傳播學系，那時滿腔熱血，加入城大編委會。社會運動最熾熱之時，在現場總會碰到不少大學校媒，他們靈活、機動性強 ，而且人數多，往往能拍到傳統媒體拍不到的獨家片段。

「政府成日話我哋係黑記、黑媒，話我哋着住記者衫搞破壞」。他覺得，暴動罪名，根本就是政權合理化自己對校媒的指控，而作為學生記者被控暴動罪，他坦言從來沒想過。雖然最終被裁定暴動罪不成立，但「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成。法官同意他的行為不涉及暴力、沒有肢體衝突及無人受傷，雖然觸碰被撕毀的《基本法》幸無破壞證物，加上控方不爭辯他是記者，最終判罰款1,500港元。

相片影片證清白 但仍擔心入罪 「難保遇唔正常嘅官」

「單案就係摑咗政府同警察一巴喇！成日話我哋係黑記，攞我同馬啟聰（時任《熱血時報》記者）做板，法庭依家判我哋無罪！」庭上播出多段立法會大樓的閉路電視片段，他當時戴着橙色頭盔，身穿反光背心，他憶述當時在會議廳內已有約30至40名來自不同媒體機構的記者，晚上9時半後記者人數更超過100人。

他在庭上作供時承認，因為自己記者經驗尚淺，所以會視乎其他資深行家的行動，才判斷是否進入立法會，更表示若無記者入內，自己就不會進入立法會。警方其後以「串謀刑事損壞罪」拘捕他，因為閉路電視影到他翻動會議廳內的物品。

「見到有本被撕嘅《基本法》，當時已經係凌晨1點，已清場，警方當時在場，無理會我。我就攞起本《基本法》，翻開被撕嘅內頁影相，所以留下指模」，他記得，當時很多行家都在拍攝，「大家都喺做緊相同嘅事」。

有沒有覺得不公平？他說，當然有。被拘捕後，他一直覺得不會被判有罪，因為在場拍攝了大量新聞圖片和影片，「證明我係清白」。清白與否，由誰說了算？後來被改控暴動罪，他心裏一沉，只能提供當時拍下的相片和影片佐證。

那時，他告訴自己，若要打官司，應該會勝訴的。雖然一切證據都顯示他在立法會內沒有參與暴動行為，但事發3年多後開庭，他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早已所剩無幾，「難保會遇到唔正常嘅官，會驚架！」

社會運動沸沸揚揚之時，他正是大學三年級，直至2022年畢業。在等待審訊這幾年裏，他說，盡量不讓官司影響生活，「將佢對人生嘅影響變得最minimal」。繼續每天上課下課，畢業後做過兩份全職工作，兩周到警署報到一次，他覺得還好，不算太煩擾。

畢業後做文員 等待審訊 儲錢離開

畢業後第一份工是做文員。若看過他跑新聞的樣子，實在難以想像他安靜地坐在辦公室內做文員工作，這份工做了一年，直至開審。審訊結束後，等待判決那半年，他做了全職攝影師。

他當然有設想過，若暴動罪成，有可能會被判監5年以上，「咁就一定上訴，只能上訴，仲有咩方法？」打從被捕一刻開始，他已決心不認罪，因為有太多證據證明他的清白。自己不算擔心，家人朋友卻替他擔憂，幸好，媽媽知道他的校媒工作，「佢OK嘅，但唔擔心就假」。

回想5年前的自己，他也禁不住說：「真的很熱血」。每天只睡6小時，睜開眼就出外拍攝做報道。那時沒想過，自己會被拘捕、被告。案件擾攘了差不多4年，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只是「做啱嘅事」，沒有後悔，因為拍下的相片和影像，令更多人知道示威現場發生甚麼事，可以從更多不同角度了解事件，作為一個校媒，他認為自己是成功的。

然而，他早已決定離開。被捕後，護照一直被扣着，「即使無被捕，都計劃走，或者會留多幾年搵吓錢先」，面對審訊，還有香港社會近年發生的種種，只是加強了他要盡快離開的決心，「香港社會環境已唔適合追求民主嘅人」，不能夠為別人找到留下來或離開的原因，但他不諱言，自己不想留下來。

到底一個怎樣的社會，可以令一個24歲的年青人感到徹底失望。他說作出離開的決定，一點也不難，家人接受他的決定，只是自己不想成為別人的經濟負擔，所以畢業後一直努力工作儲錢，「沒有任何發展事業嘅計劃，淨係想盡快搵錢走」。

對香港無期望 不留戀

抑壓，5年以來，這個城巿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讓他感到窒息，充滿壓抑，「用法律消滅反對聲音，經濟上都好差，唔係要靠嗰啲夜巿呱？連美斯單嘢都搞成咁，唔覺得政府識搞經濟。話要依靠大灣區，大灣區自己都出事喇」。

暴動罪名不成立，他沒有絲毫僥倖之心，早已預備了被上訴，「擔心㗎… 如果佢哋要上訴，點都搵到證據，想搞你就搞你，所以一早已諗好判完即走」。然而，他暫時不想透露現居地，這種恐懼佔據了整整4年的生活，如影隨形，難以在短時間完全釋懷。

踏足陌生的地方，Gary禁不住說，很開心，「最緊要係講嘢唔使咁忌諱，好自由」。所有事情都是相對的，沒有失去過，大概就不能感受到難能可貴之處，「喺香港，好多嘢都唔敢講，唔會討論政治，私底下都少講，更唔會公開講」。

近年政府大力宣傳舉報熱線，他笑言，甚至不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討論時事，怕被人舉報，「你點知巴士坐喺你後面嗰會唔會篤你灰」。

他亦坦白，對香港沒有情意結，不會特別喜歡或掛念這個地方，「無咩留戀」。為甚麼？他說，因為政治原因，對這個地方已無任何期望，更遑論留戀。

離港兩個星期，先要安頓好自己，他未確定自己未來想要做甚麼，沒有計劃，跟兩年前一樣，「見步行步」。訪問尾聲，還有甚麼想說，他想了一會兒，「唔會叫大家都走，但鼓勵大家走。外國未必好，但如果對香港政治前景擔心，走，就係必然嘅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