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慧專訪｜《小暴力》 一個關於2019年的「現代俠義」故事

原來暴力，也可分大或小。陳慧的《小暴力》，在台灣說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一個經歷暴力後得到救贖的故事。她說，這是一個「現代俠義」故事。路見不平，是看見那個被暴力對待的孩子，就義無反顧地把他救出來；是明知那是個蒙騙自己、假扮自己兒子的男孩，但仍樂意被騙讓他在異鄉得到庇護。2018年開始在台灣生活，兩年多前拿到定居身份，離開香港，對陳慧來說，是一場冗長的分手，一場未知何時才能完結的告別式。

《小暴力》是陳慧首部以台灣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立委涉毒醜聞、院校政商勾結、警黑賄賂，乍聽刺激得令人熱血沸騰，有點「不太陳慧」。刺激以外，文字依然溫暖。世上太多暴力，父親對兒子、陌生人的攻擊、警棍亂毆子彈橫射，當主角周郁芬看見男孩背後的傷疤，她沒法不伸出援手，甚至已不再需要確定眼前人，是否真的自己那多年沒見的兒子。

說到這一段，陳慧呷一口調酒，那天剛好是平日，居酒屋只有寥寥幾枱客人，年青的男女在聊天，偶爾發出快樂的笑聲。她停了下來，淚水在眼眶打轉，卻努力按住。「721廚師那張相，全個背都花了，都是疤，每次想起都覺得，為何可以打成這樣」。這種暴力，她難以理解，「是有仇嗎？殺了你全家嗎？」她說，這種暴力很原始，「我們一直相信的價值，都淪陷了，大肚婆被打到躺在地上，都已不覺奇怪了，世道沉淪至此……」

她解說書中人物的行為情緒，彷如訴說自己這五年以來，無法釋懷的痛，「不是那個人是誰，而是無法忍受這種行為啊！有人的背上，有無緣故的傷痕，那是誰已再無意義」。到底是引爆炸彈，抑或無緣無故把人打至渾身是傷，比較暴力。在政權與人民之間，解讀的分歧愈來愈大，甚至已到達沒法獲得共識的地步。

陳慧說，她不抗拒暴力。

由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她覺得暴力同樣是力量，問題是如何使用這股力量。父親打兒子、學校霸凌、被安排跟上司的妹妹結婚，有些暴力是很父權的，由上而下，沒有流血傷痕，而是隱藏在權力架構中，不聽話，就無法正常工作，想要權力想要升職，就必須服從。系統內的暴力，很多人感到無力，「必要時，出走！」

就如周郁芬，必要時，放棄工作、榮譽、丈夫，然後出走。陳慧在2018年移居台灣，那時候她已很清楚不會回去。雨傘運動縈繞腦內，很長的一段時間，她都在療傷，然後是2016年「魚蛋革命」，再來又有立法會議員被「DQ」（取消資格）。

真的很累啊，離開香港的原因，她說，是「攰到入骨」。離開前，她完成了《焚香紀》，從《拾香紀》到《焚香紀》，差不多20年的差距，故事人物溫度由微暖到陰寒。主角林佳最後說，人要走過去，回過頭，才知道身後是花還是焦土。

回過頭來，盡是焦土，陳慧是發起「佔領中環」的「十死士」之一，2014年後的幾年間，充滿着挫敗和無力感。林佳從「那邊」穿越到「這裏」，到底是夢境還是真實，這也是陳慧的疑問，「我們是在發夢嘛？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隨便就DQ議員，就是不想跟人們對話啊」。沒有回歸只有過渡，焚香，是一個過渡儀式，而那個穿越之人，是林佳，也是她，「林佳就是我。頂唔順啊，要離開，講咩做咩，都係錯」。

《弟弟》獲獎 台灣接受香港人寫的故事：謝謝你們看見

她說，沒有《焚香紀》，也許就寫不出《弟弟》，那是一個關於2014年的故事，她要處理的，是自己還有蔓延整個城巿的，那種無以名狀的情緒，「我想清楚地，用兩姐弟去講這個故事」。2019年2月，她把故事寫好，但未出版。幾個月後，反修例運動爆發，她覺得那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不想出《弟弟》，覺得掌握不到現實，那邊『打緊仗』，所有事情好像都不重要了，甚至無辦法在FB寫有關自己生活的事，那兩年間，不敢談私生活，沒有朋友」。

然而，出版的契機，就如她筆下的社會事件般，總是突如其來的出現，「2020年《國安法》通過，就好想出喇！」她覺得必須出版這本有關1997年至雨傘運動的小說，「因為之後想出更難」。到了2022年，終於付梓。

《弟弟》獲得「2023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完全是她意料之外，「這麼多高手！寫社會創傷的台灣文學都很出色，例如寫二二八……」獲獎不只是對她寫作的認同，更是對香港文學的認同，「原來台灣接受香港人寫的故事，我想說的是：謝謝你們看見」。

一個異鄉人，在異鄉寫作，寫關於故土的故事，即使作品被接納，但她仍是那個異鄉人。在台北住了5年，她搬了5次家。

由灣仔搬到台北關渡，然後就是車水馬龍的中山區，再回到靜謐的淡水，最近又再搬回巿中心去。沒有人幫忙搬屋，一個香港人在台北居住，熟悉卻又陌生，一海之隔，繁體字相通以為生活形態差距不遠，怎料竟是南轅北轍。為時已晚，早已回不去了。不過，陳慧還是慶幸自己選擇進開，「如果我2019年還在香港，一定已死咗！」

身很累，心又死。「唔X想返去，唔想見到依家嘅香港！」

2019年前後，她仍一個月回港一至兩次，當時仍是藝術發展局電影組委員、文學組主席，每次回港開會，都會住在灣仔的酒店，她曾住在這區10多年，這是她的安舒圈，但每次回去都愈來愈感到陌生，「茶餐廳、洗衣店都沒了，轉變這樣大…… 這些我都不敢跟人說，怕被人話我離開就『唱衰香港』」。說不想見到現在的香港，不是戲言，愈愛，愈恨，她說，分手也不想見到它變壞，「但已經不是你愛的那個」。

心安是歸處

雨傘運動對她衝擊之大，只有寫作能暫時紓解她失落的情緒。然而，到了反修例運動，她真的被炸開了，「搞唔掂，處理唔到，47人案完全係冤枉，成件事真係好醜陋。點會諗過係咁，真係嚇死！」那年她回藝發局開會，不敢穿黑衣，她以「永遠黑衫」來一形容自己的衣櫥，「找遍整個櫃，才找到幾件比較『大媽look』的上衣，才敢出街」。

若在街上看見警察，會驚一驚，到了機場，踏上飛往台北的客機，空中小姐竟然認出自己。她說，在陌生的地方有人認出自己，是一種安慰 。在香港的酒店，沒法入眠，上了飛機竟能倒頭大睡，是一種安穩。手執台灣居留證，過關時電子系統播出一句「歡迎回家」，是假象也好，起碼讓她感到踏實和療癒，心安是歸處，她回來台灣了。

在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任助理教授，她初來台那一年，就住在位於關渡的學校宿舍。學校在一個很安靜的小山上，半夜從桃園機場回來，大門保安說句「老師回來了」 。回到宿舍又立即看直播，這邊靜得能聽見蟲鳴，那邊卻火光紅紅血花飛濺，儼如平衡宇宙，「第二天起來上堂，真的有錯覺，好像甚麼都未發生過」 。

是仇 必須分手 還未終結「就當放小息」

陳慧不是政治人物，她是一個作家，是教電影編劇的學者。從《拾香紀》到《小暴力》，無論是十香還是周郁芬，都無法離開身處的那個時代，小說人物有自己的生命，她們走過的路，只是恰巧我們都走過。這些年來經歷過的，陳慧說是仇，必須分手，卻又萬般不捨。「返去又會怨，這是漫長的告別，想斷又斷不到」。最終，她在2022年拿到台灣身份證，還是要斷吧。

拿了身份證，卻不一定是台灣人。台灣朋友問她「還好嗎」，她禮貌的抿嘴一笑，心裏卻想大聲吶喊：「我不好！我唔OK！唔OK所有嘢啊！」還未終結，沒法淡忘。暴力就是權力，強硬克制對方自由，她說，對自由的嚮往，是自己惟一相信的事。

「只要人依然有對自由的嚮往，不甘被凌虐，總有天能打破現狀」。憤怒令人疲倦，她決定出走片刻，然後再回來，「就當放小息」。

2014年和2019年後，都有小息，但她說，兩者energy不同，「2014年是深耕細作，2019年講報仇！現場發生的事是仇，現場的人是手足，人生在世，何時會叫同行者做『手足』？沒有！」她說後來發現，台灣沒有小息，只有下課。嗯，這個小息可能有點長，但總會有完結的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