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蘋果》時代 散落於媒體夾縫的種子

那個下着細雨的晚上，讀者們圍在蘋果大樓外的馬路上，搖着手中亮起了燈的電話，向着大樓直喊，「蘋果加油！」記者們在大樓的頂樓，站在那個大概從未使用過的泳池旁邊，大聲回應着，「香港人，加油！」兩年過去，圍牆上的小草也許已長得很高了，那個雨夜發生的事情，伴隨着過去26年發生的一切，逐漸遠去。大閘徐徐關上，昔日共事之人只能隔着鐵窗相見，兩年前站在大樓內的她們，卻沒有轉身離去，依然在記者崗位上努力不懈。

做到最後一刻 是一種態度

Phoebe記得，在《蘋果日報》最後一天，當同事們忙着收拾或拍照留念時，她被上司派到大樓外做街訪。她看了一看時鐘，已是晚上10時，距離「熄燈」只剩兩個小時。在人群中，她找到了一位中年女士，「聊了一會，她攬住我喊，說自己七一生日，《蘋果》每年也陪着她過，今年就再沒有了」。那一刻，她驚覺原來這份報紙，在一些人的人生中，扮演着這樣重要的角色，「陪着她成長、日日睇。聽到她這樣說，真的很震撼」。

回到那張桌子，敲着那個鍵盤，她把最後一段街訪寫出來，傳給採主，晚上11時30分報道刊出。雖然這篇報道只存在過30分鐘，但存活的長短並不重要，因為她覺得這代表着一種態度，一間即將倒閉的報館，最後兩小時，記者依然在工作，「覺得要做的事情，必須要做，也許是一個完滿的結局，真正地體現做到最後一刻」。

這是《蘋果》的結局，也是她在這間報館工作6年的一個句號。2015年畢業後的第一份工，就是在《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工作，後來被派到「蘋聞追Click」專題組，追訪較為深入的報道。

如果初戀註定要談一場沒結果的戀愛，那麼這段經歷了6個寒暑的初戀，也算是不太悲慟地好心分手。留下的，雖然也有令人懊惱的回憶，但更重要的是那份無法被磨滅的精神，「這種精神散落在不同的獨立媒體身上，依然有很多記者繼續寫」，她就是其中一個散落的種籽。

之後，她在「杜汶澤喱騷」工作了一段短時間，然後輾轉到了《眾新聞》，三間公司，她看見了完全不同的風景，「《蘋果》分工很仔細，《眾》人手很少，自己拍片、剪片、寫稿，大家都非常努力嚴肅地做新聞，而且自由度大，會一起傾用甚麼角度報道」。共事的都是非常資深的前輩級人馬，細小的的新聞室內，同事們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她感受到「很熱衷地做好故仔」的一種面貌。

她在《眾》的日子很短，入職時抱着「試一下」的心態，但上班不足一個月就遇到突變，「那天阿姐叫大家回去開會，她說想『齊人』開會，我見神色不對，應該是有要事宣布」。」那日是2022年1月2日，《眾新聞》宣布將於1月4日停運，Phoebe形容，做了一個月就「無咗」。

半年間，再一次經歷「無咗」，在《蘋果》最後那天，她忙着寫最後一份稿、收拾細軟，無暇傷感，《眾新聞》最後一天，她再也無法控制大哭了一場。

由「真係玩完」到成為記協執委

哭《眾新聞》，哭媒體業，也哭自己的記者生涯。那一刻，她驟覺自己「真係玩完」，反問自己還有甚麼方法可以繼續留在傳媒這一行，那時的答案是：沒有。「連最後一個可以學習的機會，也沒有了」。一年多後的今天，她覺得，也許《眾》這樣的結束，比《蘋果》的好，「起碼大家還可以齊齊整整影張相，約出來聚」。

今天的她，打倒了當天絕望的自己。她沒有「玩完」，繼續做記者，「不想轉行，不甘心」。「間間都執，真係無嘢可以做？」她笑着說，自己不是做一些「驚天動地」的新聞，偏向做一些較軟性的社會或地區新聞，例如LGBTQ、社區重建、少數族群等議題，「這些議題，他們面對的問題，有沒有《國安法》也要寫，重建區小販的生存，無論時勢如何，也會存在」，她相信，一定有地方可以讓她繼續寫下去。

失去一間又一間傳媒機構，記者飄泊、散落，Phoebe決定做自由身記者，有想做的專題，就跟不同報社聯絡，洽談合作，「有些地方依然願意接收這種新聞」。她朗聲的笑了，幾年間的跌宕起伏，沒有讓她頹喪離場，反而跑去參選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更成功當選了。

自由身記者之苦，不足為外人道。「很多freelance記者採訪時都會擔心，例如採訪遊行若被(警察)截停搜查，可以怎樣做？沒有保障，試過問合作的新聞機構，他們叫記者在被截停前離開。吓？咁點做嘢啊？」她覺得作為記協執委，或者能在場監察，跟警方溝通，嘗試保障這班自媒體和自由身記者的工作權利和人身安全。

經歷了兩次「無咗」，會怕有第三次嗎？她想了一會兒，說要是記協真的撐不住了，就當在最後的時間「做最後的掙扎」，她覺得記協的存在不是完全沒有作用，「起碼可以發聲，如果有自媒體的記者『被夾走』了，起碼有人發聲。記協未必做到好多，但希望在縫隙中做到一些」。她笑說，這算是「消極中不躺平」的心態吧。

後《蘋果》媒體時代

曾於《壹傳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小玉（化名）觀察到，在《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結束後，選擇繼續留在傳媒行業的記者實在相當少，「整體行業人手跌得好犀利，一些稍有規模的報章港聞版，大約只有10個記者，以前高峰期有廿幾個，但版面沒有減少，情況非常嚴峻，質素當然下降」。

新聞工作者大量流失的情況持續近兩年，她說很多中層、年資較長的記者和編輯也選擇離開，「有豐富經驗、行家公認有能力的中層，好多都轉行，或想休息，於是只剩一些平庸、沒有新聞熱誠的中高層」。面對中層的大規模流失，她覺得對香港的整個傳媒生態影響深遠，「變成『得過且過』，新聞報道沒有angle，中層抱着『填版』心態，或者是能力所限找不到獨特的報道角度吧，無心、無能力」。

她解釋，即使有熱誠做新聞的中層，也因為資源極少而無法做得好，「如果底下只得幾個記者，最終還是只能『炒稿』」。一些「細圍」採訪，近年往往只有3、4間媒體派記者出席，「有些公關甚至會寫好一段『出街』版本，（報館）老細見到開的新聞角度差不多，就整篇出，完全沒有傳媒道德」。她感慨這種情況漸見普遍，甚至成為新趨勢。

中層、具有豐富經驗的傳媒工作者流失，導致青黃不接的情況，「年青記者可以向誰學習？前輩的經驗就此失傳，例如立法會出文件，年青記者未必知如何跟進，又或者隔日才出報道，節奏慢了，大家一齊追新聞，才能做成輿論，現在已很難做到」。

政府重視的議題 不能負面報道

除了人才流失，小玉亦觀察到現時媒體業界正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現在政府會很強勢地deny（否定）傳媒的報道或跟進」，她舉例，近年跟政府新聞官溝通，對方很自覺是「強勢一方」，「以前是覺得你點都會寫，但現在是你有你寫，他們可以不回覆，覺得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議價能力）更大」。

「面對官方壓力更大！」她搖頭感嘆，在那些她曾任職的主流傳媒中，一些中央或港府重視的議題，如果刊登的是負面報道，公司高層必定會「收到電話」，「即使報道有充份理據，也會受到壓力，政府重視的議題不能負面報道」。雖不至於控訴，但她也說得明白，上司明言，某些議題、機構不能罵，要「輕啲手」，相反，找某些團體問回應則不能「搵得太密」。

媒體擔當着監察權貴和政府的角色，小玉覺得，在後《蘋果》時代，這個角色已變得舉步維艱，「例如地產商，現在做了衰嘢，都不會有人知，沒有資深記者發掘。政府權貴很容易『過到骨』，對社會其實有很大損害，就算有記者留意到，或者都不夠膽寫」。她感慨，沒有敢言媒體的後果，社會變得更「死氣沉沉」。

她更指出，媒體的自我審查亦有加劇的趨勢，「例如《蘋果》結束一、二周年報道，一些較為開明的媒體也不會做，上頭會反問，這報道有甚麼價值，覺得沒有意義，沒有新聞性」。而面對勢將立法的《基本法》23條及「假新聞法」，小玉坦言記者是首當其衝，「寫報道出實名，或會有安全問題」。

她以早前有法庭記者被可疑人士跟蹤事件為例，指過去一直沒有發生這種事，「立法後會擔心人身安全、所屬機構安全，亦擔心受訪者的安危，受訪者或會怕具名受訪，回應時會更溫和…其實現在已很常見」。

她形容自己就如背後被人用槍指着，讀者看到報道，會知道文章是在怎樣的處境下寫出來的，寫的和讀的，都了解傳媒現時所面對的困境，讀者只能嘗試找尋其他不同的媒體，試圖填補某些空白了的角度。

《蘋果》是行內「電兔」、「保護傘」

《蘋果》的消失，她覺得對行業的影響「超級巨大」，「它的報道未必最好，卻是新聞自由的風向標，失去《蘋果》意味着失去新聞自由，而且《蘋果》匯集很多精英，做新聞快、狠、準，對同業亦添加壓力」。但她說這種壓力並非壞事，反而是通過壓力，令同業間有良性競爭，「現在失去了對手，一些視《蘋果》為競爭對手的媒體就頹了很多，以前會聽到行家說因為《蘋果》，條稿就『唔擺得』要鬥快出」。

即使非關政治立場，她說當時《蘋果》追新聞的速度的確很快，而且報道全面，在業界有「電兔」作用，而且不時揭發權貴和社會黑暗面。除了監察權貴，她認為《蘋果》亦非常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重視社會公義和道德，「現時少了傳媒關注他們，只能苦苦經營」。

而在政治上，正因《蘋果》走得最前，形成了一個「保護傘作用」，「其他較開明的報章可以大膽寫多一點，因為前面還有《蘋果》在政府的spotlight底下。沒有《蘋果》後，那些在中間的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最前一排」。

電兔死了，保護傘被毀，情況那麼壞，為何還是留下來？她說，雖然有人覺得現時新聞自由受限，做新聞很多制肘，卻因為見到很多新聞「無人做」，自己還有能力做，便嘗試繼續做，「在雨林中要保育大樹，首先要保住到生物多樣性，荒漠之中種一棵小草就是對防止沙漠化出一分綿力，時勢不同，功能亦不同」。

她決定留下來，默默耕耘，努力做好最基本的要求，在歷史中儘管微小，卻不能說是毫無意義，「說不上甚麼影響社會，有得做就做。我明白現在做很多事情都很微不足道，但我們只能做好自己相信的事，每個人也是」。她說自己尤其喜歡一個說法：新聞是為歷史留一個記錄。

在後《蘋果》、後《立場》時代，不少自媒體和獨立記者依然默默努力，散落於夾縫中的種子，哪怕歷盡風雨，某年某月，也許能栽種出馥郁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