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示威者專案留台 未完成香港學位難搵工 港人老闆問「係咪抗爭者」

理大圍城的第二天早上，Ceci（化名）嘗試離開，但校外早已佈滿警察，跑不到幾步，發現所有道路已被封，只好跑回校園。但催淚彈已從四方八面射過來，她攀上校園的圍欄，衣服卻被鐵絲網勾着，無法動彈，有人在旁大力把她拉下來，褲子撕開了，終於能雙腳着地。她記得，當時有很多女生都不懂跨欄，跳下圍欄後都跌傷了，被其他人抬入校園。

後來，她嘗試遊繩離開，但跟不上，那時她想，既然無法離開，就多留一會吧。然後，她又試過從火車軌方向離開，但走到鐵路旁，就發現四周都是警方的封鎖線。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但仍然無法離開，最終，她因為膝蓋受傷，登上救護車，離開理大，白車上，警察逐一記下了他們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

2019年11月17日，警方於理大門外出動兩部水炮車及裝甲車，向抗爭者發射藍色催淚水劑，情況一直持續至翌日凌晨。晚上10時，警方呼籲留守理大人士離開，同時向校內發射震撼彈，並逮捕多名依指示從Y Core（大樓）離開的巿民及急救員。

11月19日，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接收約80名來自理大的傷者，醫管局派出醫療隊到場協助約200名傷者。11月22日政府估計仍然有約30人留守校園，並藏於不同的大樓內。11月28日，警方進入理大搜證，理大於29日從警方手上接管校園。

理大事件後立即赴台 幾日後返港

從理大出來後幾天，她聽說警方開始進行拘捕行動，就買了機票，飛到台灣，但留了不夠一星期，她卻回到香港，「我覺得自己未準備好，當時雖然有捉人的消息，但應該未輪到我們這批坐白車出來的」。

如何才算是「準備好」，要離開成長的地方，大概一世也無法「準備好」。到了年底，身邊朋友相繼被捕，她覺得，真的要走了。一別，就是四個寒暑。

以「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下稱專案）身份留台四年，永久居民的資格，仍在等待中。漫長的等待，不知道終點會在何時出現，幸好，有人跟她一起熬過這段時間。Holiday（化名）跟Ceci一起出走台灣，理大圍城那天，他也在校內，「有兄弟在彌敦道打，後來他被捕了，當時我很想從理大衝出去，如果被捉就只好認命」。

跟Ceci同樣，他試過不同的逃走路線，但最終失敗，他承認，當時情緒非常低落，「越級挑戰，根本無得打」。離開理大後，他想過繼續留在香港，想盡量多做一點。但是，他的小隊中，大部份人在那年年底被捕了，只剩下自己，「捉到相關人士，爆了我們出來」，他不得不離開。他說那時是「停賽心態」，覺得被罰紅牌離場，就先小休，「覺得抗爭未完，但漸漸見到愈拉愈多」。

由理大圍城到離開香港，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要決定未來的命運。因社會運動而走在一起，二人的生活背景亦有相似之處。Holiday那時在香港讀大學四年級，畢業後將成為專業人士，離開就要放棄讀了三年的學位，「讀了三年但畢唔到業，原本的專業技能，在台灣這邊用不着，沒有兩地互通的相關認證」。20多歲的他，不想重頭開始讀另一個學位，便決定報讀短期課程，盡快學會一種技能，在台灣打工。

「專案」留台每天等待 護照過期後無法出國

Ceci的情況也差不多，當時21歲的她同樣在香港讀大學四年級，已在寫論文，快將畢業。毅然放棄一切到了台灣，她卻沒有太大掙扎，「學業沒甚麼所謂，我只想活得有意義」。她堅決地說，自己一定不能被捕，不想媽媽到監獄探自己。

2019年6月，她第一次參與遊行，笑說自己從前「很豬」，看見有些人在遊行後沒有離去，她問朋友，他們為何要留下來？到了後來，她成為了做支援的人，「要確定隊中的大家不要受傷，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Holiday也是反修例運動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卻坦言原因非關政治，而是憤怒，「從來也不想理政治，只是單純的『看不過眼』」。那時，他總是孤單一人，看見哪裏需要人手，就跑過去幫忙，「催淚彈愈放愈多，見身邊有人跌倒了，便把他拉起」。

沒有固定「隊友」，即所有人都是「隊友」，每次上街他都會遇到「一日隊友」，「連名也不會知道喇，一班有共同理念的人，一齊去做同一件事，無條件信任」。活了廿年，他沒想像過對陌生人可以如此信任，一群不認識的人為一件事情付出。

來到台灣，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身份問題，以專案方式留下來，只能每天等待，就如等候發落，Ceci說跟進他們個案的專員已很不錯，會定時問候他們的生活狀況。現時，二人也有工作，算是稍為安頓下來，還考了機車牌照，買了一輛二手機車，在新北巿租了房間，需要工作就駕機車入台北。

一切看似不錯，但Ceci心裏始終不安，「最大問題是護照，特區護照過期後怎辦？不能出國啊。但我是樂觀的，相信終有一天會有」。

第二次離港 電話哭別母親：不要浪費人生擔心我了

她亦相信終有一天，可以在香港跟媽媽見面。她是家中獨女，一直跟媽媽同住，她記得，第一次離港時，走得相當匆忙，「在機場打電話給媽媽，嚇死她！」那段時間，一直住在安全屋沒有回家，媽媽見她常常沒有回家，擔心她走得太前，卻沒有阻止。電話的另一邊，媽媽問她何要走，Ceci只說自己過一段時間就會回來，「她好像意會到一些，事情和局勢比她想像中嚴重」。

幾天後回到香港，媽媽跟她說，「返來就好」。但最終還是要走，第二次，她在那架開往機場的的士上，一邊哭着一邊打電話給媽媽，「我跟她說，不要浪費人生擔心我了，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吧！」媽媽卻跟她說：「你還年輕，就出外試試吧」。

見工遇「八卦」港人老闆問「係咪抗爭者」

到了台灣四年，二人都覺得前路一片黑暗，不約而同地說找工作實在太難，Ceci憶述剛到台灣，去見工時，對方要求自己解釋為何讀了三年多的學位，沒有畢業卻跑到台灣；而且在台聘請香港人，等於聘請「外國人」，公司要付出額外成本，那時候見過不少工，令她很洩氣。台灣公司請港人的門檻高，她便試找在台的香港公司，以為大家都是香港人會明白自己面對的處境，怎料事實剛好相反。

「見工時問我很多問題，政治取態的問題，問我是否抗爭者」。她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那是2020年中的事了，她說那些人給她見工機會，其實只想「八卦」自己是否抗爭者，「對於他們來說，請我們這些年青人，是危險的，要揹責任」。

回想起這些見工經驗，她搖搖頭說，這些公司並非認真想聘請自己，只想「八卦」她是甚麼人，「他們從來沒有問我懂得做甚麼，完全不關心我的工作能力」。

Holiday則遇過一些以投資移民方式來台的港人，即使他們想請香港人，也難以負擔，而且法例規定他們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台灣人，「即使他們有心，但資本上很難再請香港人」。來台初期，Ceci有「家長」照顧，但她覺得必須靠自己，不能一直依賴別人的幫助，「見工不成，又要再靠別人，心裏不好受，努力過，但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

二人後來經朋友搭路，最終找到現時的全職工作，「老闆是很有心的香港人，一直協助在台港人」。一起打工，生活簡樸，Holiday以互補來形容二人的關係，各自有不同技能，來台後進修增值，在工作上善用自己長處。「是『一齊』的感覺，無限信任和默契，就像…… 我整個背脊交給她，她就信任我在前面」。

不要忘記當時為人何要行出來

「希望在工作上能夠繼續幫到香港人，牆內很多人還未放棄」，Holiday的朋友，最近被判暴動罪成，「香港人真的不要忘記自己當時為何要出來，6月那麼熱，身水身汗都出來行」。他覺得既然自己已在海外，就要努力做更多，爭取各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Ceci則說，雖然面對生存困難，「是很辛苦，但很多人比自己更辛苦，要為世界變得更好而努力，不能坐着享受，不要因為過去幾年的經歷而灰心」。

Holiday感慨，希望有回到香港的一天，「到那時，或者已不會再用香港身份證返去，不能回到以前的香港了」，這些事情，他覺得大家心底裏都很清楚，要面對一個新的香港，到底是美麗還是醜惡，大概無人能預知，但他依然相信，那將會是一個所有人一起建立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