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張燦輝．夏慤村作為烏托邦

雨傘運動已是十年前的事，「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本來是初衷，但雙學的介入徹底改變運動方向：79天的夏慤村佔領是意料之外的「奇蹟」。

雨傘運動，不，是雨傘革命，改變了三子的原意，也改變了香港人的命運。從雨傘到反送中，香港人覺醒了，知道命運要在自己手中，民主自由需要我們去爭取。儘管最後我們失敗了，香港已死，淪陷為大陸沿海的城市。我們這批被迫離家外出的香港人，能不痛苦悲哀憤怒嗎？

「雨傘運動/革命」是重大課題，需要多方面的反省和研究。

這本文章相集《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計劃，緣起於東京大學在本年9月26日的雨傘十周年紀念會議中我的雨傘相片展覽，展出黑白相三十張，從我拙作《異域》選出來，本來沒有現時在臺灣出版的構想；但「一八四一」出版社諸編輯看後，覺得應該為雨傘十年做些有意思的回顧，是以建議這文章相片集。

雨傘運動時我拍了不少相片，但是沒有警民衝突的激情情況，沒有催淚彈煙霧，反以在夏慤村的「烏托邦」為主軸，顯現79天「愛與和平」的世界。香港歷史從未發生過，相信以後也不可能再出現。事實上，相比世界上其他類似運動，如「太陽花」23日或「佔領華爾街」63日；八九天安門廣場的佔領也只不過是49天！我們的「夏慤村」是絕無僅有的！

讓我們重溫那一段歷史：

2014年9月28至12月15日，香港發生一場歷時79日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初時，數千高中及大學生罷課，抗議北京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方法提出不公義的假「普選」方案，要求民主真普選。及至9月28日，香港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驅散數萬名示威者。但是，這並沒有成功。其後，學生帶領公民抗命，佔領香港市中心三個繁忙區域，包括：旺角、銅鑼灣及香港島中心干諾道。我在這裏不是評論該運動的社會及政治分析，而是在香港市中心佔領區域中的個人烏托邦體驗。

干諾道佔領區（後被稱為「夏慤村」）位於香港金融中心核心地帶，延伸超過兩公里。就在政府總部辦公室包圍的這個區域裏，原本阻擋警方清場的零星路障，慢慢出現露營帳篷和帳棚，最後演變為五臟俱全的小村莊。有統計指，當時在該區出現超過1,900個帳篷，分布在干諾道中、夏慤道、添美道、立法會前，及添馬公園。這些地方的交通一般極為繁忙，每分鐘上千交通工具往來，事實上不可能有任何行人的，當時卻有無數的人在夏慤村內熙來攘往，更有數百學生和抗爭者全天住在佔領區內。

佔領的目的是為了爭取自由及公開的香港政府行政長官選舉。這僅是真正民主及真正普選的訴求；那是北京政府在30年前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過的。

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示威不同，那次佔領出奇地和平及和諧。這個村莊是從大型抗爭行動中意外地創造出來的。帳篷本來不應出現在那兒。期時被阻塞的高速公路，脫離了它日常的功能。那是一個在日常地方打開的空間。明明交通繁忙是鐵則，人們卻能夠站在那條通往夏慤村的隧道，簡直超乎想像。以傅柯（Foucault）的意義來說，夏慤村是一個很好的「異托邦」（heterotopia）例子。

《時代雜誌》對這個奇怪的地方，作出了很不錯且客觀的描述：「這裏沒有領袖，但是所有事情，由帳篷提供到回收站，都完美地運作着。（……這是）典型政治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自行運作的社區。」依與我聊天的抗爭者的說法，人們從沒有任何建村的計劃，也沒有發起的組織。在沒有特定領袖的呼籲下，人們—大部分都是年輕的專業人士、辦公室人員及學生—僅自願地走進來，架起他們的帳篷，並有秩序地、和平地、有禮貌地生活。這裏亦無需貨幣，因為人們可以自由地取走及擺放所有供應品。大家互相尊重；每個人都是平等，只被同一共識—他們佔領這裏的原因，即以愛與和平及非暴力爭取真正民主拉在一起。

這不是一場派對，而是一場抗爭。每個人都自由地以文字或藝術形式，發表他/她的意見。大部分人在白天仍然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下班後又回到村莊來。晚上經常有集會，以發放最新的消息，及由不同人士發表演講。當然，有時會出現激烈的辯論，但是從不會演變為暴力衝突事件。那裏還有廣泛的學習區，並設有無線上網及枱燈，以供學生在義務補習導師指導下學習。那裏亦有輔導攤位、小型圖書館、回收及宗教設備、保安巡邏、不同的露天講座點及急救站。那裏是法國的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Freedom, equality, brotherhood）實現之地。夏慤村不只是異域，還是烏托邦（Utopia）。 

沒有人會相信如此的烏托邦會在現實中出現。我整生都未曾體會過這樣的烏托邦經驗。但是它真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這烏托邦的經驗遠非不真實，但是的確來自真實，從這意義看，它是超越真實的。我們應記住其他所有道路和街道，僅是附近與干諾道夏慤村平行的道路，仍如常運作。但是從「超越真實」的烏托邦村莊的角度看，人們對日常「真實」世界的認知（perception of the everyday ‘real’ world）卻產生巨大的變化。

作者介紹：

張燦輝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研究院畢業，德國佛萊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二○二○年七月中香港國安法成立後，自知不容於港共極權政府，流亡到英國。二○二三到二○二四年出任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客座教授。三年內出版了《我城存歿》與《山城滄桑》關於香港和中文大學的淪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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