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鍾翰林｜出獄後遭國安禁做一日店長 服務業須戴口罩不被認出 「咁驚…不如直接鎖返我入去喇」

鍾翰林到英國第二天，已馬不停蹄到不同部門交文件、找律師尋求法律意見，還要找學校，希望在英國繼續學業。因違反《國安法》判囚3年7個月，今年6月出獄，半年後被迫離開家園，他卻說入獄沒有打亂人生規劃，「我無唔開心，因為人生不嬲都無規劃，自從14歲投身社會運動，就有心理準備要坐」。

參與社會運動，是因為梁天琦，2016年本土派人士被判暴動罪成，那時候的他，知道本土派在未來的日子必然會受到政權最嚴厲的打壓，「因為政治而入獄、離港，好早已有咁嘅想法」。不後悔，因為後悔根本無任何意義。

出獄後，被警方國安處嚴密監控，隨時隨地被帶上車，鉅細無遺地交代生活每一細節，鍾翰林說出獄前已料到，「佢哋唔會唔理我」 。一個自嘲，道盡一個22歲少年過去8年的日子。「他們」一直緊跟他的一舉一動，從14、15歲開始，警方已不定時派人約他會談，作為「學生動源」召集人，當時他只是派傳單、擺街站，打着「港獨」旗號，更曾被黨媒狙擊，他失笑，對方怎會對他「不聞不問」。

對於國安警在任何時間監控及找他「談話」，他以「困擾」來形容，「不斷要求我提供所有行蹤，去任何地方、見任何人之前都要預先報告，證明我無隱瞞，然後又要報告去咩餐廳、同朋友講咗咩」，他說很多時根本想不起內容，只是朋友見面飲酒，「同朋友吹水，都係講啲無內容嘅嘢……」

他根本無事可說，對方卻總是跟他說：「你覺得無內容，可能我哋會搵到線索呢？」飲酒吹水，也要寫下滙報給國安警，出外見朋友，又總有幾個人跟着，這些一切，都對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

國安鬼祟驚謊 怕路人發現

到達英國後，他寫了兩篇很長的文章，提到國安警要求他做線人，他強調沒有披露重要資訊，「我只係cap吓IG圖，都係一啲無聊嘅內容，冇對任何人造成後果」。但他禁不住嘆了一口氣，「好難受」，有時會收到500元，有時1000元，對方也是隨意給，然後拿出一份文件，沒有名字、沒有金額，要他簽收，簽過多少次了？他說已不記得，而每一次，對方都很鬼祟，立即把紙張收進褲袋。

「每次見我，都好鬼祟！」他憶述，每次國安警要求跟他見面，都會先通知他到某個地方，然後帶他走一段路才上車，不會直接告訴他泊車的位置，怕他會帶別人一起出現。鍾翰林形容，上車途中國安警表現驚慌，四處張望，怕被路人發現，「一有人行近，就會驚，就停止講嘢」。他質疑，如果法律賦與他們權力，把他帶走、問話，如果他們自覺做「正義」的事，為何會如此驚慌。

那時候，他住中西區，國安警很多時在晚上把他帶到西環海傍，在車內對話。每次都要談幾小時，然後要他下車，自己走回家，「放咗學返到屋企附近都好夜了，又要畀佢哋玩一輪」。每次見面，都有兩個國安警，一個每次都會見到，是職級較高的，另一個則是負責聯絡他、駕車和做紀錄的。他記得，有一次他去看足球比賽，事前沒有通知對方，對方知道後就對他訓話，「話球場好敏感，要事先通知佢，原來睇波好敏感？真係唔知」。

國安警問他對中國有何看法，他說自己10年前去過，現在應該比從前好吧，對方就問「你會唔會想上去」，他說那一刻，的確很恐懼，不敢說自己想上去，又不敢拒絕，便搪塞說自己沒有回鄉證無法到中國，「佢話如果我想，可以安排搵人陪我上去，我呆咗，無講嘢」。

若被帶到中國 擔心有生命危險 下定決心離開

最終，他還是說了句不想去中國，對方質問他是否還有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我同佢講咩都冇搞，但我以前做嘅嘢……佢哋話安全，但邊個保證我上到去一定安全先，上面做啲咩，需要向香港呢邊你哋通報咩？」

幸好，對方後來再沒有提起這件事。他回想，當時是9月，而已流亡加拿大的周庭近期透露，去年8月被帶到中國「旅遊」，作為出國讀書的條件之一，他覺得時間非常巧合，「如果我上去，佢哋可以證明自己做到嘢，但周庭又剛上完去，或者覺得我無迫切性，所以無搞？」

被要求到中國後，他下定決心要離開，「佢哋始終會再次提起返大陸單嘢，我冇拒絕餘地」。被跟蹤、擔心被「送中」、一舉一動被嚴密監控，去年10月開始，他不斷生病，淋巴出現問題，很多時病兩個星期，痊癒一個星期，然後又再病，心理和精神壓力，都在身體上反映出來了，甚至無法上學，課程要有8成出席率，他跟本無法符合要求。

他覺得如果自己去中國，真的會有生命危險，「我唔敢啊，咁多年我嘅立場咁鮮明。我好少有地拒絕佢哋呢個要求，一般我都會照做令佢哋對我放低戒心」。最後一次見國安警，是離港前一周，重覆的問話，無甚變化。

被國安警如此嚴密監控下，竟能順利出境，他不諱言，其實只是「搏一鋪」。「只係搏懲教無咁快通知國安，國安同我講一年內唔可以離境，如果今次出唔到境，又畀佢哋拉喇。佢哋無問起，我就當唔記得佢哋講過」。

被國安禁做「一日店長」 做服務業要戴口罩

如此離開，擔心家人被帶返警署「協助調查」嗎？這個問題，鍾翰林選擇不回答，只淡然的說，自己走得匆忙，亦早已跟家人分開居住，家人對他離港一事全不知情，「無再同屋企人聯絡，佢哋唔知我做緊乜，即使拉佢哋去問，都唔會得到任何情報」。他覺得，一切也很荒謬。

離港幾日後接受大量外媒追訪，精神仍處於繃緊狀態，時而感觸落淚，承認如果沒有如此嚴密的監控，導致身心俱疲，絕對不想離開香港，「坐完出嚟，好多人都想平淡生活落去，就算有心做，邊有空間做？轉頭就拉喇，有咩意義？」

22歲的他，去年出獄後只想好好讀書，找份兼職養活自己，無奈就連在哪間餐廳工作，也要受限制，「懲教話我做嗰間餐廳唔得」。懲教署於上月29日記者會上，指安排了資助機構的兼職工作予鍾，強調法例賦權懲教署可要求受監管人必須從事指定工作。

鍾翰林澄清，懲教不允許他在某些餐廳工作，卻要他自己另覓工作，最終他找到一個「實習計劃」，「8月返了80小時，只有津貼費3000元，是我自己找的，他們沒有幫我找」。

打工受限，做「一日店長」，國安則如臨大敵，「國安講到明，唔可以做一日店長，仲問我有冇申請『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他說國安非常擔心「有人知道我出咗嚟」，如果他需要在服務業工作，國安警甚至要求他必須戴上口罩，不能被人認出來，「咁驚，不如直接鎖返我入去喇」。

進入美國領事館失敗 盼被捕引起國際關注

2020年10月，鍾翰林從的士下來，立即看見兩名男子站在路上，盯着自己，儼然有備而來，「佢哋唔似係路人，眼神好明顯，我feel到有啲古怪」，於是他走進附近的便利店買咖啡，兩名男子緊跟，他決定離開，兩名男子把他叫停，「位置、時間，都很準確」。他們把他帶走，卻不告訴他罪名，仔細搜索他的袋後，有人跟他說：「今日喺度出現得嘅，大家都知咩事」。那天，他正想進入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

那個聲稱能協助他進入美領的團體，要求他錄音讀出一篇文，又要求他寫一封信，讓團體把信件和錄音交到美領，「我喺封信嘅內容，知道個團體係《升旗易得道》，聯絡我嘅人叫Tony」。他承認，事前其實已覺可疑，「中間人聯絡話可以幫我入去，後來我問一啲相關人士，佢哋話美領無收過我嘅錄音同信，我諗，會唔會係太敏感所以無人知……」

鍾翰林在嘗試進入美國領事館前3個月已被捕一次，他坦言，被捕後情緒和判斷力不太好，亦有見心理醫生。那時候，他的研判是即使未能進入領事館，作為第一個被國安處拘捕的港人，應該也能在國際社會受到關注，「因為喺嗰一刻，已無嘢可以做到」。

多次到台遊說 惟台灣不是流亡選項

14歲那年，他幻想22歲的自己，能參選立法會，做一個本土派的議員。2016年，眼看本土派在議會內被DQ，已知進入體制從政之路已滅。直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愈演愈烈之時，他不斷往返台灣，「預想很多人會走，6月開始見唔同嘅政黨人士，推動台灣接收受政治迫害嘅港人」，更笑言，當時人們在媒體上看到他，總是在台灣而不是香港。

最終，他選擇了英國，而不是他努力「搭路」的台灣，為甚麼？他搖頭，說就是因為溝通多次，更是了解台灣政府有很多顧慮，「點處理香港走過去嘅人，無標準化，無確定性，直到呢一刻，前途都仲係未明朗。所以今次離開，台灣唔喺我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