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流亡英國 「明明只想做香港人」

專訪「重光團隊」成員、「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負責人Venus

穿上裙子、踩着高跟鞋的Venus，以帶有英國口音的流利英語，在由「香港民主委員會」舉辦的Hong Kong Summit講台上演說着。她到英國已有三年了，由2019年街頭抗爭，到去年獲批政治庇護，現在總算安穩下來。對於一個21歲的女孩來說，在陌生的異鄉獨自生活，一點也不易，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卻又感到唏噓，「我明明只想做香港人，卻在異地飄泊，不能回去。我很怕，隨着年月過去，自己跟香港的連結會日漸失去」。

她即將升上大學三年級，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唸法律及政治雙學位課程，從踏上飛機那一刻開始，直至找到大學繼續唸書，1萬公里的路程，孤獨又崎嶇。說起初時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日子，她猶有餘悸，2020年以旅遊身份抵達英國，沒有政黨背景，亦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憑證，「證據弱，當時沒有太大信心會獲批」， 她承認，在申請的過程中，充滿徬徨和不安。

住難民收容所 申請全額學費獎學金繼續學業

在申請庇護那兩年間，她的身份是難民，曾在朋友的大學宿舍「屈蛇」，亦住過政府提供的「難民收容所」，那時候正值疫情，政府租用了整幢酒店作為臨時收容所，但所謂的「酒店」並非如人們所想像那樣，「無人清潔，例如有人醉酒嘔吐後無人打理，跟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住在一起，大部份都是男性，我比較好彩有獨立房間」。

她更遇過住在隔鄰房間的男子跟自己搭訕，對方露出怪異的笑容、貪婪的眼神，說話充滿性暗示，「政府把收容所外判給其他人管理，投訴也不會有人理，那段時間真是大開眼界」。

那時，她才剛滿18歲，只想繼續唸書。離開香港前，她剛升上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迫不得已離開，到了英國，她覺得要了解一個地方、融入社會，讀書是一個好方法。於是嘗試報讀不同大學，但作為一個沒有身份的難民，她要支付國際學生的學費，當時不少學校接受她的申請，最終她申請到格拉斯哥大學的全額學費獎學金。她說，那一刻立即覺得「人生有返方向」，重返校園，搬到學校宿舍，人生就如回到18歲女生應有的軌道。

2019年，當時只有17歲的Venus，忙着跑上街頭。曾經只差一線就被捕，盤骨被「速龍」打到移位，直至四年後的今天仍要看醫生，未能完全痊癒。她不想說自己在哪個崗位，形容自己是一個會採取激進手法的抗爭者，「前線是一種願意走到最前，犧牲和承擔的心態，不止是街頭上的崗位」。

學校舉報 國安入校搜查 信用卡被停用

她慶幸，自己當時考了DSE，為甚麼選讀政治？她想了一會兒，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蘊藏她對這個城巿的想像，「想透過讀書去找香港需要的答案」。

她說那時的自己，整天也在想如何可以「繼續做下去」，在中大校內做文宣、辦活動，校方亦一直有跟她們對話，「叫我們不要做，但一直有溝通，直至一次學校向國安處舉報我們」。她是那次活動的主辦者，儘管街頭上不止一次身陷險境，卻從未感受過如此貼身的風險，「國安處入學校收CCTV，覺得『唔對路』，便買機票飛過來英國」。

她走得相當急，坦言只有幾十小時做決定，她承認，的確害怕《國安法》。幾個星期後，一起辦活動的同學被國安處問話，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那時候，她確定，自己沒法回港了。過了不久，她的滙豐銀行信用卡也被停用，「代表國安已找到我，知道我是誰了」。

在飛機上，看着香港變得細小，飛得愈來愈遠了，她從惶恐中驚醒，「終於上到飛機，走得到」。放鬆下來，意識到自己距離這個城巿漸遠，她不顧機上其他人的看法，崩潰地哭，「以前完全沒有想過會離開香港，但最終也覺悟，若要抗爭得到成果，就必須犧牲」。

離開成長的地方，離開隊友，她直言，覺得愧疚，「其中一個年紀很小的隊友，我們一直陪伴他審判，一齊走堂去聽審，但我無法陪到他最後判刑。我覺得自己很自私，只能其他人口中得知他的近況」。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很矛盾，覺得自己苟且偷生」。

加入「重光團隊」、讀法律 盼助港人發聲

在英國找到學校，稍為安頓下來後，Venus於2021年加入了「重光團隊」（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前，她覺得在海外做遊說工作，一定是關於政策、要求外國政府對港府進行制裁。加入後，她發現其實更多是相對小規模的政策倡議，例如協助到英國申請庇護的港人，「要由香港人去做，希望可以幫到香港人社群，這是我加入的初衷」。

現時除了是重光團隊的代表，她也是「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的負責人，秘書處的工作包括向國會議員解釋香港情況，亦做中間人的角色，讓議員跟港人對話，了解他們在英遇到的困難，「希望保持議員對香港情況的關注，過去幾年大量BNO港人進入他們的選區，他們有興趣了解港人的看法」。

她解釋，大部份國會議員的確不太了解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所以秘書處的工作就是做資訊整合。秘書處成立之初，是由一間當地的公關公司負責，今年開始由重光團隊接手，她認為由香港人做，可以現身說法，更能打動國會議員。

在香港選讀政政系，是想為香港找到答案，到了英國，依然是讀政治，再加上法律，她覺得香港人離散於海外，就要有人進入不同專業領域，「在香港沒有人讀國際法，但在歐洲就有需要，2019年那時，有人說要把香港警察帶上國際刑事法庭，我下年做交換生，就是去海牙國際法庭」。她在申請政治庇護時又發現，很需要律師幫忙，卻太少了解香港情況的律師，「如果我有法律知識，就可以幫到更多，英國政府有法援，但無當地律師敢接，因為不理解香港情況始終有困難」。

臨行一刻通知媽媽 「不想她為我身陷險境」

去年獲批政治庇護，終於成為英國社會的一份子，她鬆了一口氣，但壓力卻隨之而來，「要如何建立生活？」她從沒想過要做一個英國人，甚至沒想過自己會在異國生活，「我明明只想做香港人，卻在異地飄泊，不能回去。我很怕，隨着年月過去，自己跟香港的連結會日漸失去」。

她的父親一直在中國工作居住，不知道女兒已離開香港。跟香港距離遠，她說，跟父親的距離更遠，「我（2019年）出去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定不讓我出去」。而母親，也是在她上機前一刻才知道女兒要離開，「買了機票，到了機場才打電話給她，告訴她我出了事，要走」。

她說並非刻意隱瞞，到最後一刻才「通知」媽媽，是不想她為自己身陷險境，「不想她因為幫我離開而被警察搞」。她知道媽媽無法面對自己突然要離開的事實，但她更不願意為家人帶來麻煩。

也許她從小到大也是獨立自主的女生，總是自己決定、獨自行動？她笑說，一點也不是，從沒試過獨自旅遊、不懂做家務，更不會自己煮食，「我是港孩啊！所有都要重頭學起！」她朗聲的笑着。港孩第一次出走就「打大佬」，成為難民、申請政治庇護，無論遇上甚麼事也要自己解決，但她覺得，終有一天會回到香港，「老年想在香港過，希望得啦」。

遊子歸鄉無期，但她從沒後悔，「應該做的，就去做，雖然在某個崗位也許有風險，想香港向着大家所想像的方向邁進，就必須冒這個險」。她亦不忘補充，認為相對現時還在香港、仍在紅線底下堅持的人，自己做的事，實在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