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伯伯專訪｜正常過活 被滋擾也是「善經歷」

新書《逍遙行稿—逆風翱翔》出版後，薯伯伯辦了差不多10場分享會，一直風平浪靜，直到第8次，有人在場外拍照，拿着標語說他「荼毒青年」。過去廿年，他一直是個旅人，逍遙於紛擾亂世之外，在西藏開咖啡店，遊走於國界之間。 原本翱翔天際，突然成為新聞人物，逆風而行。被人狙擊，他茫無頭緒，所謂荼毒之物在書中遍尋不獲，只好「正常過活」，「要好有意識地過正常生活，不要被無謂的事情影響自己」。

「正常過活」，到底從何說起。早前台北書展，他在台北跑了幾場分享會，「完全不用考慮其他問題，可以很專注的想演講內容，很久沒試過這樣了！」久違了的純粹，書展中、書店內、咖啡店中，椅子排好就能隨意辦講座。他說，可以隨意自由討論不同議題，原住民、族語、歷史，「是一種舒服的氣味」，見到人們開懷討論，自己也覺開心。

「對一個香港過來的寫作人來說，可以無顧慮地討論的氣氛，是一件令人很羨慕的事情。」

談書、論旅遊，在香港辦這般簡單的講座，有人如臨大敵，「每個步驟都要想清楚，有沒有碰到『紅線』，有沒有人會不高興」。高不高興，不到寫書之人話事，三五政府部門拍門巡查，彷如例行公事，辦講座之人、講者仍至參與之人，已習以為常。

習以為常，這真是常態嘛？那些聚在書店外的人，狂亂叫囂，他們甚至不知道對象是誰，薯伯伯站在面前也能視而不見。為甚麼會被攻擊，觸動對方的甚麼神經線嗎？他嘗試去探索，當然是徒勞無功，卻有人比他更憂心，勸他不要再辦分享會了。他回答，只想正常生活。

轉讓咖啡店離開西藏 「我覺得自己需要香港」

以前，他從沒想過「正常生活」這件事。若說近年香港最大的變化，他覺得，莫過於「需要很有意識地正常生活」。他學佛，禪修時會留意自己呼吸，一呼一吸，感知進入體內再被吐出來的空氣，「要很自覺，才知道自己要正常生活，找到生活的節奏很重要」。

過去多年，他跟西藏這個地方緊緊扣連着，2007年在拉薩創辦風轉咖啡館，12年後，咖啡館以1元轉讓給店員朋友，風把他帶到西藏，又把他帶回香港，「那一刻，我覺得自己需要香港這個地方」。

由副刊、文化版受訪者，變成港聞人物。風又把他帶到某個地方去了，他坦言，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是「很政治」的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喇，旅行其實也會講跟政治相關的，西藏喎！旅遊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我本來就覺得有趣」。

或者，該從探監說起。近月探監的次數已大幅減少，因為很多朋友都已「泊正」（正式服刑），他說探監那15分鐘，放下手機可以更密集專注地聊天，明知現場有監視和錄音，但仍想見個面，初時會預先想好聊天題材，怕對方會悶，「但他們給我更大安慰，在不自由的空間內，掌握『自主性』，這種修行比在外邊的人更厲害」。

仍可做和談的事：修心、內觀

自由和自主，他反覆強調，是兩個不同概念。自由是客觀、外在的，自主則是個人的。很多人擁有自由的空間，卻沒有自主，然而，有些失去自由的人，卻有強大的自主性。「自主是回歸個人層面，他們常說，在有限空間內自主地過活」，他覺得，這給他很大啟發，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失去了「舒服的氣味」，還可以寫甚麼談甚麼？薯伯伯覺得，修心、內觀，是現時仍可以做和談的事，「以前會想改變社會，現在沒有這種大願景了，做不到其他事，就自我修行把」。他說生活模式變得更內在，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如常生活，但安靜的湖面，卻偶爾遇到嘔心來襲，泛起漣漪，「講座被滋擾，反而令我跟書店變得更熟，可以選擇不同方式去面對，反正改變不了客觀事實」。

那不是很「阿Q」嘛？他想了一想，認為這是「善經歷」，多年後回想，若沒有這些荒唐之事，就沒有之後發生的事，有正在受苦的朋友跟他說過，很多年後回望今天，就知道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階段。面對種種限制，別人視為紅線，他卻當是遊戲，甚至有時會覺得有趣，「如何在框架內活得自在，這是一個新的修煉場」。

在新修煉場內，學習如何面對荒誕，內觀自省。2019年後，他沒有再回西藏，他需要香港，但不代表可以失去西藏。他以「家鄉」來形容這個地方，「返西藏就係由香港這個家鄉回到西藏的家鄉，現在不能回家鄉了」。但他說不要緊，仍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藏區，例如尼泊爾，「可以去其他藏區啊，好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