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通緝時代｜邵嵐 陷情緒黑洞 鄒家成被判罪成「執返起自己」

離開香港四年，被懸賞通緝那一剎，猶如黑洞被炸開，愧疚、掛念、傷心，突然同時湧現。

邵嵐（Joey）從來不在別人面前展示柔弱的一面，因為確實，她不能示弱。去年12月被通緝，她跑了很多次美國國會，跟華府官員、國會議員見面，她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藉着被懸賞100萬元通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事後想來，那時根本「完全無時間處理自己情緒」。

從踏上飛機一刻開始，她已知道自己也許無法回香港。哪怕是住在老鼠橫行的地牢公寓，親人和朋友不在身邊，不知道該找怎樣的工作，她還是撐下來了。在美國工作了幾年，都是圍繞香港民主運動的倡議工作，中港政權當然緊盯。剛被通緝那兩個月，她忙着四處講解香港人權狀況，直至今年2月，一直壓抑的情緒，終於按捺不住。

農曆新年後的兩個月，她把自己藏起來，「『潛水』兩個月，不上社交媒體，不跟人說話，不出街」。她承認，那些一直努力藏住的抑鬱和焦慮，同時間爆發。四年以來從未停下來，那兩個月，終於可以「有時間抖吓氣」，她形容，這些年來累積的情緒，一下子炸開了，然後就是兩個月的極度抑鬱。

一切抑壓，必然不是朝夕。她念兹在茲的，依然是家人，「很內疚，他們見我被通緝一定很擔心，我卻無法陪着他們，一起面對和處理這件事」。

那時候，她腦內盤旋着的，是如何利用懸賞這件事，打「跨國鎮壓」這個議題，因為她過去一直身受其害。過去幾年，她在社交媒體上收過多少死亡恐嚇，受過多少騷擾，「話我叛國，是『雞』，跟美國人做交易，才能有公眾曝光機會」。

那些依附極權的人，對於女性的攻擊，總是更骯髒。罵男性就說是CIA間諜，罵女性，就是「做性工作」，「穿短裙、化妝」為了「勾引鬼佬」 ，然後「博上國會」。更難聽的話，數之不盡，髒得無法宣之於口。

被起底恐嚇 「會不會真的有人因為那些錢而傷害你和你家人呢」

大量騷擾電郵和留言，在被通緝後出現，說在哪兒找到她，然後把她交給中國國安。

2019年後，她和家人的資料被放上網，有一段時間，她已習慣，但被懸賞100萬元通緝，卻又是另一回事。恐嚇和威脅，突然變得更真實、更貼身。5年以來，網路上那些令人作嘔的留言，她都能忍受，但通緝令發出後，有那麼一剎，她發現，那些對自己的攻擊，竟是那麼近，「有了明確的誘因，會不會真的有人因為那些錢而傷害你和你家人呢？」

這個問題，她不懂答，也不敢想。有時候，她甚至禁不住想，舉報自己行蹤的，會不會是身邊人？那100萬元對她做出的實質傷害，她沒有掩飾，憂慮的確存在。「在美國也不代表完全安全，很多中國維權人士在海外都會被中國間諜監視，甚至被押返中國」。跨國鎮壓不是口號，而是一個她沒法逃避、真實存在的事情，一個必須直面的恐懼。

懸空着的恐懼，情緒一觸即發。她搖了搖頭，說那段時間過得很差，「不知可以如何堅持下去」。呷一口冰茶，華盛頓的夏日，真的很熱，讓人汗流浹背，她緩緩的把杯子放下，想起半年前的那段日子，最難跨過的，她說，是孤獨感。

真正的孤獨，是身邊有很多人支持自己，但仍感到無助、焦慮，「不是對方努力和充滿同理心，就能感到被支持」。很多人表示關心，但她還是覺得，不知道可以找誰分享，形容這是「獨特亦可怕的情緒」。

因好友鄒家成被判罪成 重新振作

甚麼時候，她才從情緒黑洞中走出來？5月底，47人案被告鄒家成被判罪成，她坦言，很崩潰，情緒低谷被另一個更崩潰的情緒衝擊。卻讓她重新想起，自己為何離開，為何到了異鄉仍要堅持下去，「為那些坐監的同學和朋友，繼續走下去」。好友鄒家成被定罪，把她從低谷拉上來。悲傷，讓人低沉，但對於一些人來說，悲傷也是動力。

她覺得，必須給自己一個限期，不能無止境地沉沒下去。雖然兩個月，遠遠不夠，但也不能無限期療傷啊，她說。「光復的目標，不會停下來，一定要繼續去追，沉夠了，必須要上來」。

「好慶幸，可以執返起自己。」

她開始見朋友，對他們說出自己的感受，就如一個碎了的玻璃杯，逐塊碎片拾起來，砌回那個原來應有的形狀。到了今天，她說，仍未回復100%的自己，比剛到華盛頓那時的自己，明顯多了焦慮，但經歷低潮，最終還是把自己重新拾起了。

過去兩年，她在美國人權組織工作，不像剛到美國那時活躍於示威和倡議，算是半退居幕後，通緝令反而讓她活躍起來，再次走出來面對公眾，「我不想中共覺得，佢令我『收皮』，未來我有計劃，相信會更活躍，我是不會驚『你』的」。

無法把她擊倒的，讓她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