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理大圍城五年 往事並不如煙 記者一輩子的痛與失落

理大圍城五年，當日的硝煙彈雨，對於在場採訪的記者來說，或許一輩子也無法忘記。忘不了的，除了血肉模糊烽煙四起，還有當中各人的絕望、失落。五年過去，有人說，理大之戰是抗爭的結束，或許，這只是黑暗來臨的前哨。《光傳媒》專訪兩名當時身處理大內的記者，以紀錄者的視覺，重看這場在整個抗爭運動中，最激烈之戰。

聆聽故事 處理情緒 以鏡頭紀錄理大圍城10日

現在，他每天忙着往返監獄，探望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人。五年了，似乎仍然無法處理那時的創傷，他甚至無法再次走進那個校園，哪怕只是走一圈、拍一張照片，「會很嬲，想避免再入去」。11月17日晚上，水炮車以每十數分數的節奏，向在理工大學A Core外的人們射出讓人極度刺痛的藍色水。18日凌晨5時，速龍小隊衝入校園，那些沒有被拘捕的，頭破血流地跑回校內。網媒攝影記者梁柏堅記得，那些15、16歲的孩子，歇斯底里的哭着說：「佢哋衝入嚟！我哋今日就會死喺度！」

然後，那些孩子紛紛說起自己的前半生，短短十多年的人生，竟已積壓着這麼多的情緒。他在旁一直聽着，「就如看着人生走馬燈，你怎能想像這樣的一個孩子，經歷了這麼多」。那一刻，他決定留下來。

訪問時，他說了不只一次，要用鏡頭把事情紀錄下來。在理大差不多10天，「我想親眼見證，理大很多地方也無法影到，如果沒有記者，外界就不知道裏面的情況」。執着，非一日煉成，如果一切皆有因果，831就是那顆種子。

速龍踏着扶手電梯上人們的頭顱和身軀，衝落月台，手執長棍狂毆車廂內的巿民，那對情侶相擁跪在地上，一邊哭一邊求饒，不要再打了，歷歷在目。車箱內的警暴，他如實拍下來，成為了831事件最堅實的佐證，「影住你，都可以咁打」，令他覺得，一定要留在理大。

圍城之初 充滿焦慮的校園 「佢哋有槍 會打死我哋」

鏡頭前，是他要紀錄的人和事，放下相機，他想知道這班年輕人，為何抱着「拼死」之心，仍要跑出來抗爭。很多細節，也許無法全部記住，但他們的情緒和反應，梁柏堅沒有忘記。崩潰、失望、恐懼、憤怒，前線之間的爭執、互相不信任，比街頭上的任何時刻，都來得強烈。

「佢哋有槍，會打死我哋」，他記得有人這樣說。18日早上，陽光從教學樓的夾縫中透出，影射在疲憊的年青臉上，他們害怕警察會再次攻進校園，充滿焦慮，在討論去留之際，他覺得5分鐘就如過了幾小時，很漫長。然而，更漫長的「圍城戰」，才剛開始。

差不多10天的留守，梁柏堅說，情況就如cast away（倖存者），到處睡、找東西吃。「最記得未封校前，飯堂內食物多得誇張，食一個月都夠，封校後物資立即少了八成」，人們要藏起來，必先拿足夠糧水。食物不夠，幸好有其他報館記者換更，買食物給校內採訪的同事，放在路邊，飯盒上寫着「可以食」，他便有了熱飯充饑。那時已進入留守第5天，他身上的衣服，經過反覆搓洗，藍色的刺膚液體，終於被洗掉。

他看到，人們開始變得彷徨。「有人爬渠走，遊繩走，用各種特殊途徑離開」，但校內仍有人的氣息，他在校園遊走，偶爾拍下相片。他想知道，到底不同人的命運，如何在這樣的一個時空交織着。

那些藏匿於房間內的、天花板上的，跟那些在平台上走動的，儼如兩個世界，「在上面看着平台上走動的律師、記者、社工，他們覺得平台上的人想引他們出來，只信任自己Telegram群組的內容」。跟他們聊天，他選擇不把這些非常私密的故事寫出來，紀錄是初衷，但最終還是「人的生命安全為第一考慮」。

理大內得悉當選區議員 「眼前的災難不去正視 跑出去處理外面事？那是本末倒置」

11月24日是2019年區議會選舉日，梁柏堅於灣仔（大佛口）選區，以1,723票擊敗獲1,625票的民建聯李均頤，投票當日他仍在理大內。沒有現身拉票，仍能當選，五年前的「奇蹟」，今天想起來，已是彷如隔世，他覺得自己那時的選擇很合理，「選舉好小事」，那當然是相比理大內發生的事情，「我關心選民，但眼前的未來棟樑就不用關心？」作為區議會候選人，他覺得保護年輕人也是自己的工作，「眼前的災難不去正視，跑出去處理外面事？那是本末倒置」。

留守差不多10天，是否有一刻「懷疑人生」？他說一點也沒有，倒是區選前狀態差，「派傳單派到懷疑人生」，外邊「打生打死」，他卻在拉票，感覺就如「平行時空」。理大圍城，他如被放逐之人，到處睡、找東西吃、找年輕人說話，身心俱疲，卻尋回剎那平靜，「我找到自己的mission」。

那個mission讓他做了這樣的決定，「如果走咗，一世過唔到自己」。

見證大學內人們的情緒撕裂，高漲過後是恐懼、隱匿，然後就是離散。他仍舊穿着反光背心，掛着記者證，在平台上觀察，看到對面橋上的警察，盯着自己。對方舉着槍，他舉起相機，「影着他射過來，彈就向着我飛來過」。那時候，平台上只有他一人，身後沒有任何抗爭者，「我望實他，知道他想射過來」，他心忖，到底這個警察想射誰？

世間上很多疑問，都不會得到答案。到了今天，也許我們早已學懂不去發問，因為我們知道，答案跟真相，根本毫無關係。

當選區議員後一天，他如常在校內走動，再也看不見人。他說，只要有人在，有人想說故事，他就會繼續留在那裏。校園終成杳無人煙之處，他覺得自己可以離開了。作為一個記者，他也很坦白，「無人訪問無嘢影，咪走囉」。

五年了，他仍然憤怒，其他媒體拍下今天窗明几淨的理大，對比那個風火年月，他說自己想避免再次踏足這個地方，「從831開始，每件事都用最壞的方式，他們不是要處理事情，只是想發洩」，誰想發洩，心領神會。到底是如何活過這五年的，心裏總是有一塊，留在那個被紅磚包圍的平台上，失落、失語，如影隨形，誰來把那被遺留的靈魂，從圍城牽引出來。

速龍攻入理大 不斷傳來的爆炸聲

Steve（化名）從2019年6月開始就在前線紀錄社會運動。他既是紀錄片工作者，也是攝影記者。在中文大學一役後，為了跟拍受訪者，他在11月17日中午時分進入了理工大學範圍。 他憶述，當時並沒觀察到任何異樣，甚至認為理工大學「四通八達」，警方難以全面佈防，形容當時能「自由出入」。

警方其後發出「最後通牒」，入夜後示威者試圖從多處離開。本來在一處小睡休息的Steve，在凌晨時分被示威者的叫聲驚醒。他記得，當時大家都說速龍小隊從A core攻入校園並拘捕示威者。Steve在前往現場的路上突然看到有一顆「綠點」在牆上，在他身旁的攝影記者立刻大叫：「佢哋用sniper（狙擊步槍）！」港府當時聲稱警方在紅磡暢運道一帶進行拘捕，強調並沒有「攻入」理工大學。

Steve見證示威者一直往速龍曾攻進的出入口方向扔「火魔」，這也是他在理工大學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他形容，當時大家的「求生意志」很強，「大家就好似着咗魔咁扔」，桌子、椅子、石油氣罐等物品被扔出，只聽見不斷傳來爆炸聲。他猶記得，這場火燒了很久，示威者不再有說有笑，現場只剩下一片寂靜。「去到嗰一刻大家已經無嘢好講，我諗到一個位係大家都講唔到嘢」 。

Steve說自己在理大裏的記憶，大部分是「斷裂」的，都是由一些小片段組成，例如記得有示威者突圍不果，跑回理大的畫面；自己被警方用催淚槍對準，需要雙手舉起「投降」等。

逼自己抽離 本想留得更久

警方正式封鎖理工大學後，在大學內採訪的記者要換班，需經過防暴警察搜查隨身物品，才獲放行，而記者只能以「一換一」的方式換班。作為自由身攝影記者的Steve，沒有正式同事可以這種方式換班，最後只能「有出無入」。

提及當時的感受，他總是沉默良久。紀錄的過程真的沒有感受？他說基於身分問題，過程一直逼自己「抽離」，「要令到自己同入面所有嘢無連結，咁樣你先可以stay得更加耐」。然而，同行的攝影師也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壓力，Steve也因「安全考量」不能獨行，所以決定離開。他坦言，自己甚至「抽離」到一直看着對方放聲大哭，而自己卻「無感覺」。

但是，這種抽離也有「斷線」一刻。他憶述，有些輕裝的示威者，甚至是沒有任何裝備的示威者嘗試逃走的時候，突然被防暴警察「瘋狂」開槍，暴力地把示威者按在地上，他說「嗰陣有嗰衝動將部機扔低」。

從理大內到外 見證警車撞向示威者

Steve在理大逗留了1天半的時間便離開。他在採訪過程弄傷腳，本想在家休息，但看見「救理大」的行動，又忍不住拿着攝影機跑出去，「我想喺現場」。在彌敦道，他又見證圍城外彌敦道荒謬的一幕，「警方用車撞向示威者，飛虎隊喺後面跟住架車跑，就喺我隔離」。

他總結道，理工大學圍城戰是「極權的人性泯滅」。他相信警方清楚理大內沒有糧食和水的情況，但依然選擇以這種方式執法，就知道「班人係無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