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三周年專題｜四個毅然出走到台灣的前區議員 之一

2021年7月，港府以「完善選舉制度」之名，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中國《憲法》及《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二百多名區議員相繼在宣誓前辭職，有些則在宣誓後被DQ，不少人因為憂慮《國安法》選擇離開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周年之際，《光傳媒》訪問四名因為政治風險移居台灣的前區議員，一連兩日刊出專訪。前區議員賴文輝到台後嘗試重投政圈，發現兩地政治生態大不同，再次退下火線；前區議員李文浩則慨嘆，各種恐嚇都沒有令他退卻，《國安法》是他放棄議席最大原因。

由資深體記到區佬 

賴文輝辭職後一個月，就到了台灣，對他來說，這裏一切都不陌生。他在90年代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然後回到香港工作。最初投身政治工作，是為陳琬琛擔任選舉代理人，直到2019年，他才代表民主黨參選荃灣象石選區，擊敗時任民建聯區議員陳振中，成功當選。

直至《國安法》實施前，他都沒有想過做地區工作會面臨這樣大的政治風險。為了人身安全，他決定辭職和離開香港。

訪問那日，他穿着球衣，足證是個熱愛足球的人，在地區工作以外，過去二十多年，他是資深體育傳媒工作者，曾在不少報章工作、撰文，著有《香港十大名將》、《簡明香港足球史》。幾年前決定參選區議會，其實希望可以做一些改革，「區議會被建制把持這麼久，有很多陋習」。

他當時特別在意區內運動項目的資助，「有些運動區隊每年拿20幾萬資助，但年年包尾，不是『老奉』批給你的」。他覺得要加強監管區議會撥款，直言某些人享受大量資源，有些人卻被忽視。

6年地區工作，一年半的區議員生涯，最後作出辭職、離港的決定，他說掙扎了兩個星期，「不合理啊！我們是選民選出來的，政府輸打贏要，打橫嚟！」民主派初選，他擺過街站，辦事處更是初選票站，坦言若選擇宣誓一定會被DQ，最終決定拒絕宣誓，「要宣誓效忠政權，過唔到自己嗰關」。

兩年後的今天，他依然記得那時的巨大壓力，經常失眠，區議員辭職潮更造成一種無形的壓力，眼看民主派不少人選擇辭職，家人亦擔心他的安全，勸他辭職。「遞信」一刻，他頓覺解脫，放下心中那塊早已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大石。

離開了卻繼續地區工作

辭職之時，他同時決定要離開香港。最不捨的，還是一班街坊，「很多人街坊多年無人理，因為他們不是建制派支持者」。他在區內服務6年，感情一點一滴累積，他自知，離開以後不知何時能再見，臨行前，很多街坊找他拍照，不捨，眾人卻紛紛叫他離開。

離開香港後，他的社交媒體專頁依然活躍，區內巴士線改動消息、城門谷公園荷花盛開、商場街巿裝修工程、電費補貼申請，各項資訊跟得很貼。他說居民仍然會發訊息詢問他區內大小事務，但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就是政府部門竟然還有留意他的專頁，跟進地區事務。

「有時前線公務員會打給我，直接跟我談一些地區問題」。他說過去任職區議員時，跟前線政府人員保持良好關係，視對方為合作伙伴，目的就是解決社會問題。但他感慨，任期太短，實在可惜，「很享受幫人，但時間太短很多事情也做不到」。

做議助 台灣議會文化迥異

降落桃園機場一刻，他把手機打開，接通電話，此時他才告訴父母，自己已離開香港。差不多兩年了，他在台灣做過保安、議員助理、物流中心管理員、Food Panda速遞員、智庫研究員，最近在做物業管理，負責管理屋苑。

他坦言，在香港做過多年社區工作，到了台灣一心想着做回本行，但兩地政治文化差異實在太大，「做了一個新北巿議員的助理，他是政治世家，『政二代』，因為太習慣有人幫，完全沒有獨立處事能力，只得個樣，甚麼也不懂」。

他眉頭一皺，說實在難以接受跟一個甚麼也不懂的議員工作，在香港做「區佬」，甚麼事情都「一腳踢」，台灣的市議員卻花很多精力跟里長打關係、到處拜訪，大小公務活動卻由助理出席，準備巿政質詢也是助理的工作，「政治生態跟香港完全不同，還要面對黨內相當激烈的競爭。以前在香港，黨內領袖會帶住黨的方向，處事很有判斷力，台灣這邊是你要告訴他要做甚麼，做衰了就怪你」。

一肚是氣，打工仔的苦，大概全球通行。現在做物業管理工作，不用做議助般受氣，也不用日曬雨淋地開着機車送外賣，暫時算是安頓下來。住在小套房中，除了上班沒有太多活動，他只想過一些簡單樸實的生活。

「藍絲與狗不得內進」之後

李文浩還是跟以前一樣健談，甫坐下來，就開始說他希望在台灣做生意的想像。跟賴文輝同樣，他沒有宣誓，2020年底離開香港，輾轉來到台灣，沒有工作，只靠積蓄過活，但他笑說，生活沒有太大壓力，台灣生活指數低，他現在租住的地方卻比香港住的要大，而且租金也低得多了，「生活比例舒服，有朋友住（台北）內湖區，三房兩廳租金7萬台幣，在香港完全無可能！」他說台灣的生活機能很好，任何時候落街都能買到東西。

說起李文浩這個名字，腦中立即跳出幾年前他在長沙灣的議員辦事處外張貼的「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告示，沸沸揚揚的鬧過一輪。2019年當選區議員，他承認自己絕對是政治導向的，「我的票源來自反修例事件，如果選到之後收聲，就違背了選民當初選我的原意」。

再次說起「藍絲與狗」一事，他說當時絕非突發事件，「有地區組織借用我辦公室派物資，藍絲一邊講粗口罵『死曱甴』一邊排隊，所以後來才有這張告示」。辦公室其後遭破壞、搗亂，甚至有人到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認為告示帶有「歧視」成分，「話我『族種歧視』，但根本無任何法例可以起訴我 」。

事件被報道後，當時每天也有一班不知名人士在辦事處外徘徊逗留，他亦收到大量訊息，「成日都會收到message話要搞我，騷擾電話無停過」。他還收到不少死亡恐嚇，瘋傳說會有黑幫「教訓」他。

收死亡威脅

他在深水埗區住劏房長大，自言不算勤力，但會清晨5時回到辦事處。他笑說，這樣對方就無法觸摸自己的行蹤。他形容，恐嚇是「全面」的，除了辦事處，住屋的地址和電話都被公開，更收過對方聲稱「要斬你」的恐嚇電話，或跟他說「我知你幾點走、幾時食飯」。那時他抱着的心態就是：「你咪打我囉，除非你殺咗我，我唔會有損失架」。

被騷擾、跟蹤的事情發生得愈來愈頻密，出入也要坐的士，真的不怕死嗎？「如果連議員也可以襲擊，對家的議員也要小心，他們也不想這種事發生吧？」

任何恐嚇也沒有令他放棄議席，直至《國安法》生效，「要不是《國安法》，相信中共不會夠膽直接取消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特首選舉委員會議席，《國安法》破壞香港法律體制，亦令香港公民社會無法繼續發出不同的聲音」。

當選區議員那年，李文浩25歲，宣誓前兩周離開香港，研判在宣誓前，港府不會進行拘捕，他非常低調，形容自己「果斷決定要走」，「當時已有《國安法》，但相信未至於會在機場拉我吧」。離開後有街坊幫他到辦公室開燈「扮工」，直至安全到達英國後，才宣布自己已離開。

走得匆忙，沒有回頭路，他只能一直往前走，「一日未有民主，一日唔會返香港」。這是宣言，也許亦是無奈，作為已離開的人，雖然敢言如初，卻自覺「經已離開，對香港局勢已無太大幫助」，只能「做好自己」，「在政圈已無甚麼可以做，說太多也幫不了甚麼」。

可以做的事情已不多，雖然無力，但不會無感。圓滾滾的眼睛，在眼鏡下轉動着，他總是有很多想法，他覺得，現時最重要的事，是好好生活，「唔好死，保持希望，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