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下稱CFHK)主席Mark Clifford以「恐怖」來形容現時香港的情況,他認為只是幾年時間,香港急速地由亞洲最自由城市之一,變成一個禁閉、不自由的地方,「從新聞自由就能充份反映,除了關掉媒體機構,還囚禁媒體工作者,《蘋果日報》6名員工已被還柙差不多兩年,不獲保釋」。回想起2020年離開香港時,整個城市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很多朋友都不想再跟我聯繫,他們在NGO、商界或政府工作,他們很恐懼」。
作為前壹傳媒非執行董事,他認為《蘋果日報》26年以來一直都在《基本法》框架底下運作,香港人擁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亦明確寫在法律上。然而,經歷幾間傳媒被迫關禁、被控《國安法》、媒體工作者被審判,他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早已蕩然無存,「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中共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國家擁有過大權力,隨意把人從家中拘捕然後關起來,他們要等待政權的『發落』,令人非常震驚!」
他指出中共如此懼怕新聞及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必須掌握絕對的政治權力,「人民有自由,即代表有可能會做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事情,極權政府永遠不會滿足,要操控人民和追求更多權力」。他認為近年的科技發展亦令極權政府能進一步控制人民,「監控變成前所未有的滲透在生活中,臉容識別、電話追蹤,當病毒不能被控制時,他們只能控制人民。」
幾年前爆發反修例事件,他分析,事件源於中共嚴重誤判香港情況,港府高層未能把真實情況匯報給中共,「大部份香港人也不想反抗極權的,他們只是被迫,中共完全無法理解香港人,情報來源非常差」。他繼續解釋,導致今天局面,源於中共的一廂情願,「假民主!由2014至2019年他們一直在說改革,根本不是認真的,香港人已經給你22年了!到2019年民主依然遙遙無期,才被迫上街」。
2019年區議會選舉,71%投票率,民主派大獲全勝,他認為是因為中共拒絕聆聽香港人的聲音,「誰失去了香港?為甚麼?根本就是他們管理不善,過去這麼多年香港人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但中共就是不聽。這一切必定會被紀錄在歷史中」。
30年在港歲月 對黎智英案不感樂觀
Mark Clifford是資深傳媒人,曾擔任《南華早報》、《英文虎報》的總編輯,後來成為《壹傳媒》非執董。在香港居住了28年,Mark於2020年離開香港時,感到整個城市令人不寒而慄,他禁不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 很多朋友都不想再跟我聯繫,他們在NGO、商界或政府工作,他們很恐懼,怕會惹麻煩,我當然尊重選擇留下來的人」。
對於那些跟他斷絕來往的朋友,他只感到難過,城市中的恐懼與不信任、公民社會短時間內被瓦解,令他震驚,但同時間,他仍覺得大部份港人依然相信民主,現時只是想辦法生存。「中共不想見到香港人身份孕育出來,但香港人就是,你愈要破壞,他們就愈強大,適應力很強,他們都是在自由的土壤成長的」。
由30到60歲,他在香港渡過了人生中最黃金的時間,而且大部份時間都在媒體工作。相對美國,他覺得自己更屬於香港,也許無法再回到這個城市了,他覺得非常痛心,「不只是我的個人,而是那些曾經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已在獄中了,例如毛孟靜,丈夫入院她也無法去探望,她為了做立法會議員放棄英國護照,她是多麼愛香港啊!」
當他在新聞中看見黎智英被扣上手扣押送上庭,他覺得很憤怒,「我認識了他30年,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企業家和媒體人,這樣對待一個75歲有糖尿病的人、羞辱他,實在很嘔心」。他說早於1997年6月,在回歸前,黎智英已有入獄的心理準備,「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選擇犧牲自己,我為他感到自豪」。
早前港府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一事向人大要求釋法,他形容猶如一個「哭喪着臉跑向媽媽的孩子」,又如《蘋果日報》案,「李家超說『如果我有合理理由懷疑有關資產是相關罪行的資產,我是可發出書面通知凍結有關資產』,有甚麼國際上接納的法律根據?」但他坦言,對於黎智英案,的確不感樂觀。
面對逾千名政治犯、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被打壓,Mark創辦的CFHK主要有三項工作,第一就是對英、美國會議員進行遊說;第二就是做研究,揭露政權黑幕;第三就是進行大型活動,例如在博物館外牆投影圖像,讓更多人持續留意香港情況。於三八婦女節期間,CFHK於美國紐約The Hyatt摩天大廈投射一批香港女政治犯的相片,包括毛孟靜、鄒幸彤、何桂藍等,更提到香港監獄的女性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昨日(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組織則於倫敦金絲雀碼頭投射世界各地被囚禁記者的畫像,當中包括黎智英、澳籍記者中國成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