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獨家專訪之一｜長居日本 籲離散港人「脫胎換骨 臥薪嘗膽」

咖啡廳內，陽光灑在身穿橙色外衣的練乙錚身上，格外活潑鮮明。上一次來台，已是差不多5年前的事了，他笑說從前的台北人多擠迫，這次住在朋友位於新北巿的家，感覺悠閒得多了。而另一個更大的轉變，是這個地方多了一批「落難的人」，「很多飄泊的港人，還會有更多人跑出來」。對香港人來說，這種四處遷移、飄泊的生活，是從未想像過的，「過去香港人安居樂業，『香港是我家』，現在成了飄泊的一代」。

練乙錚卻從來也是四處飄泊的，過去10年一直在日本教書、生活，最後一次回港，是2019年11月，「我自己無太大感覺，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無根的人」。他笑說，自己是個奇怪的人，在任何地方也可以自在地生活，能在不同的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落。

去年終於成功入籍日本，72歲的他，算是安頓下來。過去的人生也的確無根，18歲離家，到外國打工、讀書，寄錢回港接濟家庭。他直說，小時候家裏債台高築，十幾歲已揹起債務，獨自在外打拼賺錢，幸好成績優異申請到獎學金，一直在美國升學，於明尼蘇達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獲經濟學博士。

香港是土生土長之地，美國是年青求學時期的地方，為何最終選擇留在日本？他覺得一切也是偶然，2010年離任《信報》主筆，「一早說好只做兩年就會停工停筆，我是需要經常轉換環境的人」。那時候，資深評論人、學者林和立教授正在日本授課，跟他說「不如來日本玩，不錯的」。就這樣，練乙錚在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任經濟學教授，一教四年。

輾轉到了日本山梨學院大學任教經濟及人口學，一晃眼又是四年。初時住在大學宿舍，但他覺得工作和居住都是同一地方，同事、學生早上在校內見面，回到宿舍又再碰見，比見家人還要頻密，不太習慣，住了半年，便決定另覓住處。在日本租屋，當然不容易，「當地人不喜歡租給外國人，有溝通困難，日本人很害羞，他們寧願不租」。

享受田園生活 退而不休續寫中港評論

留日多年，他笑說自己日語只屬一般，「因為在大學是用英語授課的，算是一個英語的環境」。找不到房東，卻找到了一個懂英語的地產經紀，經紀跟他說日本房子很便宜，着他與其四處租屋，倒不如直接買樓，他也不抗拒，讓對方先介紹一些樓盤看看。

練乙錚說，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甚麼都平」，包括房子。他那毗鄰富士山的住處，兩層樓高的木造建築，900平方呎設有桑拿房，附近還有個湖，閒時能泛舟湖上，他形容現時過的是「田園生活」。

他叫記者猜房子售價，記者猜了兩次仍是錯，「500萬日元，我買的時候折合不到30萬港元，在香港買個廁所也不夠吧。而且地點還是頂級旅遊區富士山腳下，這樣的價錢實在很瘋狂」，的確瘋狂，卻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退休生活。

在台北巿區的行人道上，他疾走如風，記者跟在背後，竟感到久違了的「中環步速」。但身體健壯並非僥倖，運動是他的日常，他喜歡划艇，即使冬天，也會在湖面僅餘沒有結冰的地方划。

話說起來，10年前他曾在台灣「環島騎乘」，環島不稀奇，他卻是自己騎單車先來一圈，幾個朋友到台匯合後又再環島一次，那年，他62歲。38天，兩圈共1700公里，寫下十篇旅遊扎記，出版了《環臺騎乘記》。

退而不休，他現時每個月有兩篇評論文章於日本《Newsweek》刊登，繼續寫中港台議題，用英文寫，雜誌編輯翻譯成日文。關於香港人離散在世界各地後，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可以做甚麼，他亦寫過不少。

脫胎換骨 臥薪嘗膽

「第一，要脫胎換骨，要重新想一次，運動為何會失敗。很多人離開後要顧生計，向前望的多，但沒有回顧，不知道為何會失敗。當然，是有不可抗力，但也要找出內因啊！如果再做一次，是否還是會同樣的方式？要很徹底地想清楚」。

說到離散港人的角色，他侃侃而談，去年出版的《驚心集：後雨傘運動香港政治評論》亦有不少篇幅寫2019年社運後的各種思潮和策略，分析公民抗命和「流亡學」。流亡，一種迫不得已的狀態，當自身也是流亡的一員，對流亡群體的看法，則又更切身與深刻。

「意志要更強啊！必須臥薪嘗膽，出來捱要有強大意志才能做到，對象是一個很強大又殘酷的政權，我們用甚麼武器？就是自己的意志，要很自覺去克服自身的弱點，要在困難中創造條件，然後用這些條件去對抗」。

脫胎換骨、臥薪嘗膽。八個字，擲地有聲。社運四年，這是他的研判、建議，也是往前看的一種策略。

面對「無感」政權 老一輩民主派「睇錯晒」

成敗得失，各人看法不盡相同。他沒有迴避，直言2019年社會運動以失敗告終，「內因就是老一輩的民主派，對運動和政權的性質，看錯了。民主派的動員方式和抗爭手段，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運動抗爭模式，是pressure politics（壓力政治），迫你改革，否則不給你選票，要你下台」。

但他覺得，這種抗爭模式的大前題，是政權「可以感到壓力」，然後通過民主運動推動改革，「97前是用這種方式思考的，因為香港是開放的社會，先進、成熟，是英式管治加上美式自由經濟，又擁有廉潔中立的公務員體系，有可靠的警隊」。

這些條件早已在27年前都齊備了，政府理應「可以感到壓力」，人民進而能夠透過對政權施壓而推動社會改革，「全都有了，就爭少少！」直至反修例運動，他不諱言，傳統民主派是「睇錯晒」，「表面上也許如此，實質政權並非如此」。

然而，這個政權最真實的一面，是一不怕輿論，二不怕壓力，「無論多少人上街，也不能動搖它，即使說了撤回，都可以隨時再推。不想容忍你，就『隊冧』你，完全不顧民意，完全不會感到壓力」。

他說，我們都忽略了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海外港人媒體維繫香港人意識

一切是否就此塵埃落定，練乙錚覺得剛好相反，去年協辦「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協助剛到英國的記者適應當地生活、找工作，是一個「合作社」形式，但今年年中已退了下來，「只做一年，現時是顧問身份」。他說自己一向也是以「獨行俠」模式行事，不會長期停留在某一個固定的位置上。

他從1996年起為《信報》寫社論，1998年擔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因於2003年7月公開參加社會運動，翌年被革職，期後在外遊歷三年，2007年回到《信報》擔任主筆，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在傳媒界工作超過四分一世紀，他依然相信傳媒有某種力量，「海外港人媒體可以維繫海外香港人的意識，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日後可能會有整合，這是一個成長過程」。

訪問時，很多時候他會沉默起來，定睛望着遠處，細想到底應該怎樣說關於這個地方的事。他的故事，也是香港故事，沒有嘗試說好，沒有停留於昔日美好，亦沒有放棄相信這個地方終會成為一個擁有民主的地方，儘管他認為，那可能已是四代人之後的事。

2019年離開的時候，他沒有想過自己也許再也無法踏足這個地方，那片他喜歡的西貢山野，念茲在茲的，還有那個海岸，和他那艘依然停泊在香港的帆船。讓朋友把船駛到日本去吧，有人建議，他搖了搖頭，說在香港的朋友，很多都已沒有聯絡了，「不想連累別人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