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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獨家專訪之一|長居日本 籲離散港人「脫胎換骨 臥薪嘗膽」

咖啡廳內,陽光灑在身穿橙色外衣的練乙錚身上,格外活潑鮮明。上一次來台,已是差不多5年前的事了,他笑說從前的台北人多擠迫,這次住在朋友位於新北巿的家,感覺悠閒得多了。而另一個更大的轉變,是這個地方多了一批「落難的人」,「很多飄泊的港人,還會有更多人跑出來」。對香港人來說,這種四處遷移、飄泊的生活,是從未想像過的,「過去香港人安居樂業,『香港是我家』,現在成了飄泊的一代」。

練乙錚卻從來也是四處飄泊的,過去10年一直在日本教書、生活,最後一次回港,是2019年11月,「我自己無太大感覺,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無根的人」。他笑說,自己是個奇怪的人,在任何地方也可以自在地生活,能在不同的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落。

去年終於成功入籍日本,72歲的他,算是安頓下來。過去的人生也的確無根,18歲離家,到外國打工、讀書,寄錢回港接濟家庭。他直說,小時候家裏債台高築,十幾歲已揹起債務,獨自在外打拼賺錢,幸好成績優異申請到獎學金,一直在美國升學,於明尼蘇達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獲經濟學博士。

香港是土生土長之地,美國是年青求學時期的地方,為何最終選擇留在日本?他覺得一切也是偶然,2010年離任《信報》主筆,「一早說好只做兩年就會停工停筆,我是需要經常轉換環境的人」。那時候,資深評論人、學者林和立教授正在日本授課,跟他說「不如來日本玩,不錯的」。就這樣,練乙錚在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任經濟學教授,一教四年。

輾轉到了日本山梨學院大學任教經濟及人口學,一晃眼又是四年。初時住在大學宿舍,但他覺得工作和居住都是同一地方,同事、學生早上在校內見面,回到宿舍又再碰見,比見家人還要頻密,不太習慣,住了半年,便決定另覓住處。在日本租屋,當然不容易,「當地人不喜歡租給外國人,有溝通困難,日本人很害羞,他們寧願不租」。

享受田園生活 退而不休續寫中港評論

留日多年,他笑說自己日語只屬一般,「因為在大學是用英語授課的,算是一個英語的環境」。找不到房東,卻找到了一個懂英語的地產經紀,經紀跟他說日本房子很便宜,着他與其四處租屋,倒不如直接買樓,他也不抗拒,讓對方先介紹一些樓盤看看。

練乙錚說,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甚麼都平」,包括房子。他那毗鄰富士山的住處,兩層樓高的木造建築,900平方呎設有桑拿房,附近還有個湖,閒時能泛舟湖上,他形容現時過的是「田園生活」。

他叫記者猜房子售價,記者猜了兩次仍是錯,「500萬日元,我買的時候折合不到30萬港元,在香港買個廁所也不夠吧。而且地點還是頂級旅遊區富士山腳下,這樣的價錢實在很瘋狂」,的確瘋狂,卻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退休生活。

在台北巿區的行人道上,他疾走如風,記者跟在背後,竟感到久違了的「中環步速」。但身體健壯並非僥倖,運動是他的日常,他喜歡划艇,即使冬天,也會在湖面僅餘沒有結冰的地方划。

話說起來,10年前他曾在台灣「環島騎乘」,環島不稀奇,他卻是自己騎單車先來一圈,幾個朋友到台匯合後又再環島一次,那年,他62歲。38天,兩圈共1700公里,寫下十篇旅遊扎記,出版了《環臺騎乘記》。

退而不休,他現時每個月有兩篇評論文章於日本《Newsweek》刊登,繼續寫中港台議題,用英文寫,雜誌編輯翻譯成日文。關於香港人離散在世界各地後,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可以做甚麼,他亦寫過不少。

脫胎換骨 臥薪嘗膽

「第一,要脫胎換骨,要重新想一次,運動為何會失敗。很多人離開後要顧生計,向前望的多,但沒有回顧,不知道為何會失敗。當然,是有不可抗力,但也要找出內因啊!如果再做一次,是否還是會同樣的方式?要很徹底地想清楚」。

說到離散港人的角色,他侃侃而談,去年出版的《驚心集:後雨傘運動香港政治評論》亦有不少篇幅寫2019年社運後的各種思潮和策略,分析公民抗命和「流亡學」。流亡,一種迫不得已的狀態,當自身也是流亡的一員,對流亡群體的看法,則又更切身與深刻。

「意志要更強啊!必須臥薪嘗膽,出來捱要有強大意志才能做到,對象是一個很強大又殘酷的政權,我們用甚麼武器?就是自己的意志,要很自覺去克服自身的弱點,要在困難中創造條件,然後用這些條件去對抗」。

脫胎換骨、臥薪嘗膽。八個字,擲地有聲。社運四年,這是他的研判、建議,也是往前看的一種策略。

面對「無感」政權 老一輩民主派「睇錯晒」

成敗得失,各人看法不盡相同。他沒有迴避,直言2019年社會運動以失敗告終,「內因就是老一輩的民主派,對運動和政權的性質,看錯了。民主派的動員方式和抗爭手段,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運動抗爭模式,是pressure politics(壓力政治),迫你改革,否則不給你選票,要你下台」。

但他覺得,這種抗爭模式的大前題,是政權「可以感到壓力」,然後通過民主運動推動改革,「97前是用這種方式思考的,因為香港是開放的社會,先進、成熟,是英式管治加上美式自由經濟,又擁有廉潔中立的公務員體系,有可靠的警隊」。

這些條件早已在27年前都齊備了,政府理應「可以感到壓力」,人民進而能夠透過對政權施壓而推動社會改革,「全都有了,就爭少少!」直至反修例運動,他不諱言,傳統民主派是「睇錯晒」,「表面上也許如此,實質政權並非如此」。

然而,這個政權最真實的一面,是一不怕輿論,二不怕壓力,「無論多少人上街,也不能動搖它,即使說了撤回,都可以隨時再推。不想容忍你,就『隊冧』你,完全不顧民意,完全不會感到壓力」。

他說,我們都忽略了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海外港人媒體維繫香港人意識

一切是否就此塵埃落定,練乙錚覺得剛好相反,去年協辦「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協助剛到英國的記者適應當地生活、找工作,是一個「合作社」形式,但今年年中已退了下來,「只做一年,現時是顧問身份」。他說自己一向也是以「獨行俠」模式行事,不會長期停留在某一個固定的位置上。

他從1996年起為《信報》寫社論,1998年擔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因於2003年7月公開參加社會運動,翌年被革職,期後在外遊歷三年,2007年回到《信報》擔任主筆,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在傳媒界工作超過四分一世紀,他依然相信傳媒有某種力量,「海外港人媒體可以維繫海外香港人的意識,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日後可能會有整合,這是一個成長過程」。

訪問時,很多時候他會沉默起來,定睛望着遠處,細想到底應該怎樣說關於這個地方的事。他的故事,也是香港故事,沒有嘗試說好,沒有停留於昔日美好,亦沒有放棄相信這個地方終會成為一個擁有民主的地方,儘管他認為,那可能已是四代人之後的事。

2019年離開的時候,他沒有想過自己也許再也無法踏足這個地方,那片他喜歡的西貢山野,念茲在茲的,還有那個海岸,和他那艘依然停泊在香港的帆船。讓朋友把船駛到日本去吧,有人建議,他搖了搖頭,說在香港的朋友,很多都已沒有聯絡了,「不想連累別人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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