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香港研究研討會早前於東京舉行,來自香港、日本、台灣的學者討論「新情勢下的全球香港研究」,《光傳媒》將一連兩天報道研討會探討的內容。李立峯教授研究政治及經濟下的香港年青人對「物質」與「非物質」的價值取向;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則分析近年流散香港社群的「流散工程路徑」。離散後的港人,散落於世界各地,台灣何明修教授指出「善後行動」對逃往台灣的香港抗爭者來說,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日本阿古智子教授則帶出「日本能否成為華人追求自由的基地」問題,分析東京華人社群面對的困境。陳健民教授表示有論述指「香港已死」,研討會旨在探討香港人在「新情勢」下的韌性。
港青「後物質價值取向」近年逆轉
早前有「香港年輕人被馴化」的討論,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嘗試以「政治及經濟危脆下再看香港年輕人的後物質價值取向」研究回應。他指出,2010年代香港年輕人大幅傾向非物質價值,而這種後物質價值冒起跟社會運動有密切關係。然而,2022及2024年的研究卻發現,年輕人轉而傾向物質價值、重視經濟發展。到底為何會出現這種逆轉向?
該項研究已進行10年,由2014年開始共進行5次年輕人焦點小組研究,每年4至6組,每組6至8人進行兩小時討論。研究發現2014年至2020年,年輕人對「話事權」(後物質價值)相當重視,有參加者認為巿民在公眾和社區上有更大話事權是一切的基礎,因為很多事情都關乎香港的制度問題,沒有話事權,經濟、基礎建設只對大商家有利。有人認為經濟發展應減慢,高速經濟發展只會令貧者愈貧,加劇社會不均。
然而,2022及2024年兩次小組討論卻出現變化。研究發現參加者轉向視經濟發展為重點,有人認為現時香港「一潭死水」,要做些事情把香港經濟帶回軌道。亦有參加者認為與其把錢用於吸引遊客,不如放在更有意義的事上。而更重要的,是年輕人覺得「話事權」的「不可能」,認為在香港擁有「話事權」已十分渺茫,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年輕人:由治及興後 話事權已不重要
李立峯指出,不少參加者甚至在討論中用以「反諷」和「犬儒」的方式面對當下,有人表示香港已不需要談論話事權,由治及興後,話事權已不重要,不如多起地鐵站、機場、機場跑道。亦有參加者認為留在香港,要學會裝傻、麻木,即使很多事看不過眼,也知道不可出聲。
有趣的是,2020年以前的小組討論中,年輕人重視「話語權」,到了2024年,有人指如果巿民有更大話語權,例如「廣東社團在社區有更大話事權」,那就麻煩了,所以該參加者選擇把話事權放在較低位置。
研究中,雖然不少參加者都指出「香港人沒有話語權」,但仍有人認為正因如此,更需要從社區參與和觀察中,看到話語權的可能性和作用。有參加者舉例社區設計,設計切合人們使用的社區而非政策主導的社區,把巿民在社區的話語權擴至最大。
李立峯分析過去10年的小組研究結果,指2020年前參加者接收和使用社會輿論的論述,而2022和2024年不是真的使用政權推動的論述,「在小規模的層面尋找堅持的可能性,即是適應性靭力(adaptive resilience),在實務性忍受(pragmatic endurance)中帶有不甘心的情緒」。
流散社群的政治方略工程
本港近年出現移民潮,港人流散至世界各地定居。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在會上指出,「移民」與「流散」(diaspora)是截然不同的群體,「流散群體」並不是客觀存在、離開故土的人,而是有「主體意識」和「政治意向」的,「流散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可從他們的政治想像,研究其方略工程,那麼他們要實踐怎樣的工程?」
該學者指出近年幾個在美國和英國舉行的海外港人峰會,都有談及「光復路徑」,而首先要處理的,則是「香港是甚麼」這個命題。對於流散港人來說,香港不再是地理實體和「故鄉」(homeland),而是心理、文化上的「heartland」,他們的方略工程是政治願景和歸屬,「『光復』不是終點,而是通過行動來實踐的價值」。
他分析流散社群的行動方略屬「多層階行動」(multi-scalar activism),海外港人在國家層面以外行動,當中包括「跨國公民社會領域」、「城巿外交」、「游說工作」、「跨運動聯盟」、「文化身份的承傳」等。
「去地域化的香港」:香港變成一個行動、一項計劃
他指出,「跨國公民社會領域」首要探討的問題是「自決」,不少有法律背景的海外港人都有寫文章,在法理上推動自決。另外,有不少海外人權捍衛者,都在做人權倡議工作,從人權角度,延續香港問題在國際上的重要性。
流散港人亦透過「城巿外交」,讓香港與世界各地城巿連結起來,香港作為一個城巿,應有獨立的政治理念,建立「自由城巿」之間的聯盟。他指出,海外港人可以代表香港參與國際社會的討論,若日後政治情況改變,多年培養出來的話語權和民意就會出現,可讓香港拿到更多籌碼。
該學者總結,流散港人想像的香港,是一個「去地域化的香港」(Hong Kong Unbound)。從前香港是一個地方,離開的人想着要「回去」,但香港現在已變成一個行動、一項計劃、一個原因,不再局限於中國境內的一個地區(a claim to action, a project, a cause, not limited to the territory within the Chinese bo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