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智德專訪｜香港文學趨向隱晦 艱難仍不放棄 「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

近年的香港文學，明顯多了一種時代性和社會性，晦暗、無以明狀，卻又讓人看到某種生命力。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香港作家陳智德認為，這種無法被言喻的精神狀態，「在文字上深深的表現出來」。他舉例梁莉姿的《樹的憂鬱》、陳慧的《弟弟》、沐羽的《煙街》，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能透過文學作品對社會發生的事有更深刻的思考。

他分析，後社會運動時代，香港文學作品呈現出一種時代的焦慮，「迫切地，透過文字轉化對時代的感覺」。很多情緒無處抒發，太多鬱結未被疏理。他說，只能用文字轉化，因為文學是時代的語言，是藝術的表現。

文學能把感受和情懷，透過日常的語言化成境界，很多事情甚至不用挑明，「模棱兩可、說不清的情感，是對這個時代的複雜感受，難以用邏輯表現出來」。文學作品充滿着模棱兩可、欲言又止，而塑造出來的境界，卻把這個時代的文學，提升到另一層次，「往後的人回看這個時代的作品，會有更深刻的感知，心靈和情懷的體驗，比閱讀新聞更深刻」。

那些無法在新聞報道中呈現的社會現實，也許只能隱晦地展現於文學中。危難時刻，惟有文學發出的幽光，讓人們窺探禁閉時代的種種，思考身處這個時代的意義，釋放難以療癒的創傷。

文學作品趨向隱晦 鍛練讀者聯想力

一切委婉的表達，都是為了書寫那些不能被直面的。他覺得文學在這個時代有更大的動力，驅使人們把想說出來的，化成符號、象徵，「非常諷刺，倒退回到50年代的香港，很多禁忌，愈來愈隱晦」。他解釋，這種狀態是基於內在和外在的需求。

內在需求是指，個人感受只能透過象徵符號宣洩出來，超越日常語言，在處處滿佈禁忌的時代，語言的模糊性，代表着神秘的感受。而外在需求則是因為到處是禁區，所以只能把表達方式變得隱晦，「就如30年代，左派作家受壓；又如50年代冷戰時期，香港是受壓抑的時代，文學趨向隱晦」。

他認為當整個社會有太多禁忌需要處理時，文學就有一種力量，無論對作家還是讀者而言，都更具挑戰性。作品變得隱晦，感受不能被明言，讀者只能從諸多符號中，找尋點與線，串聯意義，「讀者同時也要成長，訓練出聯想能力，看見A就能聯想到B，因為文學已不像以前般直白，需要更有層次的思考」。

在被壓迫的時代，文學發揮着訓練想像力和聯想力的角色。在窘迫中，鍛練出不一樣的能力，但他並不認為只有在艱鉅和充滿禁忌的時代，才能產生深刻的文學。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時代。」

在不正常的時代，繼續創作，拒絕被絕望摧毀，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從近年的文學作品中，他看到很多作家，仍然保存着文學創作的熱誠，「跟外在的世界、紛擾的壓迫，不一定拉上關係。文學可以是一個純粹的世界，有本身的追求，迫使我們面對一些問題」。

外在世界或許變得不堪，盛世與否，各自表述，然而，他覺得無論是否盛世，文學始終如一，「貫徹一個信念，對時代敏感的作家，以文字回應這個世界的問題，以達致一定程度的抗衡」。

抗衡甚麼？真的能做到嗎？「抗衡世間的荒謬。不會輕易就範，就是一種抗衡」。他相信，文學有這種力量。

陳智德過去出版不少作品，曾創辦《呼吸》詩刊、《詩潮》月刊，兩年前遷居台灣，離港前於香港教育大學的文學及文化學系擔任副教授，現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他以「陳滅」為筆名，創作新詩、散文及小說，亦有文本評論，編著有《單聲道》、《市場，去死吧》、《香港文學大系》系列、《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等。

艱難時代 無人放棄 「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

描寫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文學，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的傷痕文學，香港正在經歷後社運時期的集體創傷，文學創作或會呈現某種集體精神狀態。陳智德認為香港的創傷書寫，只是其中一個寫作趨向，卻未必能成為港式傷痕文學，「創傷只是在這個時代感應到的其中一種感覺，還有憤怒、希望或其他新想法。甚至是超越創傷，另外建立出新的想法，路向可以有很多種」。

文革結束後，傷痕徹底地曝露在日光下，傷痕文學回應着一個非常深刻、痛苦的時代創傷。然而，他覺得香港作家回應社會現實狀態的方式，比傷痕文學更多元。「各人用自己的方式處理，不見得用共同的方法回應時代，用科幻小說也可以」。

文學不一定要回應時代，卻無法迴避時代。他禁不住說，近年的香港在急劇變化中，時代造成的創傷，需要時間醞釀，人們亦要時間消化這個時代，只不過幾年，時間尚短。

對於香港文學的未來，他是樂觀的。「愈有挑戰性的時代，愈是催迫創新的可能性，意念、思維、眼界的創新」。他強調，對這個時代並不樂觀，卻對這個時代之下的人，感到樂觀。「無人打算收聲，媒體、話劇，或者暫時出不了聲，但這邊說不出來，就以另一方式發聲啊，在這個艱難的時代，依然不會『摺埋』，無人放棄！」

他看見很多人都一致地表現和實踐着這種情懷，讓他感到鼓舞，「要有更大耐性，需要時間沉澱，文化底蘊的基礎才能實在和堅定，我相信會慢慢建築上去的，會出現更多厲害的作品」。

樂觀，因為他看到，很多人不願放棄追求文學的心，無論世界變成如何，人們始終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世界，「這是我們的時代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