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專訪｜23條對港人造成震懾效果 學術研究目的改善社會

23條立法後，首當其衝的，是正在服刑的國安案件囚犯，難以因行為良好而提早獲釋，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黎恩灝分析，法例震懾在香港的港人，社會變得「沉靜」，而海外港人社群則靜觀港府執法程度。作為法律研究學者亦是受影響一群，他認為研究基於事實，目的是改善社會、消除有問題的制度，但政府會否接納就不是學者可以控制的事。

立法三星期，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律哲學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黎恩灝覺得23條已在香港造成寒蟬效應，「政府甚至不需動用資源去追捕，民間已很了解，23條罰則不合比例的加重，亦增加了以言入罪的罪行」。

民間似乎沒有強烈反應，有人覺得事不關己選擇「躺平」，有人更諷刺倒不如北上消費作為「軟對抗」，他指出，儘管表面上沒有即時反應，但這種「沉靜」，卻有讓人不寒而慄的感覺，「絕對做到震懾的效果」。

他舉例指23條中，有關國安案件的羈留期條款，對巿民具有很大的阻嚇性，「一般巿民在未被帶上庭前，已有機會被羈留最多16日，警方甚至可向法庭申請讓被捕人在羈留期間，以國安理由限制諮詢個別律師」。港人被噤聲的情況，在23條立法後，愈趨嚴峻。

海外港人靜觀其變

法例刊憲前一天，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揚言，首要執法目標為「潛逃者」。黎恩灝觀察到，海外港人對23條，是靜觀其變，「通過了，但未動用，我認為海外港人是會看港府如何用、用到甚麼程度」。

他認為客觀上，海外港人社群在過去幾年一直面對各種張力，例如在海外落地生根，卻要面對各種簽證安排，在英國大部份港人仍未夠年期獲得永久居留權，不少港人更會定期回港探親、或未取回MPF，這些都對海外港人是否參與公共活動構成影響。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他分析有可能切斷香港境內外的聯繫，「是團體之間，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人脈關係，令資訊不能互通，造成思想或意見的失實。然而，誰決定是否失實？是政府話事！」

除了切斷香港境內組織與各國政府的聯繫，他更擔憂學術界的情況，舉例指一些境內外以同一資金來源做的學術研究，會否因懼怕境外干預罪而中斷，「尤其是做中國或香港政策的法律研究，那些指出香港政策有改善需要的研究，是否不能繼續？」

學術研究教育公眾 改善社會制度

作為研究法律的學者，黎恩灝不諱言，學術研究有着深遠的教育意義，擔當着製造知識的責任，在大學出版文章和書籍，目的是改善社會，消除有問題的制度，「令社會更進步，這是學術存在的理由，在社會傳播知識，甚至發表一般人易懂的文章，是公眾教育」。

23條通過後，即使在境外發表批評香港政策的文章，或許也有風險，他認為自己做的研究，是基於客觀事實的推論和結論，例如近期關於公民社會、法律體制等研究，「是希望社會持份者接納，然後改善。我們的研究完全是有根據的分析，但當局是否接納，就不是我們能控制了」。

西方社會或產生「香港已無得救」觀念 香港更被邊緣化

面對西方媒體的批評，港府保安局局長兼反駁隊隊長鄧炳強在過去一個多月，非常積極回應，去信各大英美媒體反駁其報道和觀點，政府亦不時出新聞稿回應，以這樣高規格「招呼」外媒報道，過去的確少見。

黎恩灝認為港府現時已跟北京完全接軌，不再考慮西方國家對香港的看法，「更莫說要幫助西方社會理解香港情況。他們製造出對立氣氛，不再顧慮西方資本和國家對香港作為金融城巿的看法」。他舉例，香港成為俄羅斯的中轉港，以規避西方制裁，西方社會對香港的觀感，因此有重大改變。

對於香港打壓異見人士，以「戰狼」形式反駁西方媒體和國家，他擔心或有可能令西方社會產生「香港已無得救」的觀念，「如果他們認為香港已去到這種地步，還會有動機去繼續關心香港嗎？」

他覺得，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外媒報道固然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以早前結業的「見山書店」為例，就有不少外媒報道事件，「可以看見香港人仍有很強烈公共參與的意識，對公共生活有很大的渴望」。

但如果外媒的報道中，香港一直惡化，西方社會或漸漸覺得「香港已無得救」，不再關心香港，就會更少報道，香港就更被邊緣化，對香港來說，要保留自由的空間更難。

他指出，國際社會批評港府及其政策，亦會有不同的對港策略，但這些策略卻並非單純為了令香港「certified（證實死亡）」。他認為如果國際社會對香港完全沉默或無感，對仍留在香港的港人來說，會是更大傷害。

23條高速通過 西方未及實施反制

各地港人組織上周發表聯合聲明，批評美國政府未有採取具體的反制行動，例如撤銷香港駐美經貿辦外交特權的法案，就沒有太大進展，有報道引述分析指美國可能不想在大選年進一步令中美關係惡化。

他分析指，港府選擇以高速通過法律，雖然西方國家對23條立法或有批評，卻暫時未看到實質的反制措施和行動，「這正是港府期望看到的效果，間接反映了為何這樣急，西方社會有程序，每個行動都需要經國會討論、政府同意」。他認為這是港府的策略，而實際上當局亦得到了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