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工潮十周年專題之二｜折射社會矛盾 工會解散工運猶在

碼頭工潮經歷了40天抗爭，10年前的今天正式落幕。這場工潮的史無前例，在於連結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雖然最終只是「半杯水勝利」，卻開啟了香港人對工運的想像。系列專題分為兩集，由碼頭工、社運人士、工會到學者，從不同角度重看這段在香港工運史上舉足輕重的事件。

第二集有前工會幹事何偉航談工會的角色，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麥德正憶述社會上「反財團壟斷」的聲音，嶺大教授歐陽達初則剖析工潮折射出來的社會階級懸殊和深層次矛盾，最後由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談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以及工運與社運的關係。

工潮是整個社會的事

「很多難忘的畫面，記得有次要去中環開會，那時已有部份工友搬到長江中心外留守，那天下着大雨，我行動不便，走上花園道斜路比較慢，有幾個工友撐着傘走過來，說一定等我，『一齊行、齊上齊落』！」前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說。

對參與工會工作多年的何偉航來說，碼頭工潮是香港工運歷史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之一，因為罷工不再只是某個行業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事，「連結香港人，大家都身同感受，白領、中產會捐錢、互相鼓勵，學生義工幫手做宣傳單張令更多人了解工運」。

除了不同階層的巿民一起參與，當時的傳媒，無論是主流報章抑或是獨立的媒體，每天報道令更多人意識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那時候，還有不少通識科老師帶着學生到「碼頭村」去，「學生問工人為何『瞓街』，老師就叫他們跟工人叔叔傾偈」。學生用最直接的方式，聆聽工人的聲音，而且以這樣大的規模進行，實在很少見的。

40天的碼頭工潮，波瀾壯闊，卻經歷過幾次低潮。他說第一個要面對的難關，就是工潮進入第5天，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成功向法院申請禁制令，下令示威工人及其他示威者不得再進入4、6、7、8及9號碼頭，「大家都擔心罷工會否就此完結，我們和工友即晚決定在6號碼頭外紥營，建立『碼頭村』，一個可以生活的空間」。

工運來到尾聲，亦面臨最大的困難。他憶述，外判商當時以劃一加薪9.8%作為「終極」和解方案，到底是否接受、停止罷工？他記得討論相當激烈，但經歷了差不多40天罷工，大家都顯出疲態，「無人滿意這個方案，只算是『半杯水勝利』，但大多數工友覺得要停了，尊重他們的決定，當然有一些很熱血的想要繼續爭取下去」。

罷工為了「人的尊嚴」

工友都以「阿何」來稱呼何偉航，工潮期間，工會和工友的默契和信任，並非建立於朝夕。早在工潮前一年，他已開始和工友一起跟外判商開會，「罷工一年前開始，慢慢儲回來的」。

而所謂的開會，其實是約了外判商老闆到酒樓「飲茶」，當時還是工會「新手」的他，跟工友一起去「飲茶」，「好像沒有傾到甚麼實質的事，但後來工友告訴我，外判商願意加3.5%人工，原本只有2%，大家都很鼓舞」。自此，工友開始了解工會的意義，工會的存在或多或少會給資方一些壓力，「原來可以有這麼大影響力，而工會背後還有職工盟」。

在碼頭工潮之前，社會普遍認為工人罷工只為加人工，但這次工潮卻讓社會認知到，他們要求的不只是加人工，而是職業安全，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何偉航說，那些「飲茶」、非正式的見面，資方可以隨時反悔，「香港的貨櫃業是世界聞名，竟然以這種方式開會，資方反悔又要重新傾過，是『奴隸式』談判！很羞辱的！」

當年工潮爆出碼頭工人的惡劣工作情況，高空工作的吊機工人吃飯不能「落地」，只有15分鐘吃飯而且要屈在駕駛倉內，最令人咋舌的，則是爆出工人要就地解決大、小二便，包起的排泄物俗稱為「糯米雞」。

何偉航覺得，堅持罷工40日，最重要是維護工人的尊嚴，「很多人覺得資方肯加人工就算喇，為甚麼要搞工運？但工業安全不只是工人自身的問題，他們也有家庭兒女，如果他們出事，子女就再見不到爸爸」。說到底，工潮只想令整個行業更人性化，「把烏煙瘴氣的地獄，變返去一個令人有尊嚴的工作環境」。

巿民開始認知生活被財團壟斷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麥德正憶述當年工潮，面對的是長實集團、首富李嘉誠，「財團這麼大，外判商又用手段迫走工人，都是事實」，作為時任職工盟幹事，他說工潮能引起廣泛巿民對財團的反感，「大家發起罷買百佳，罷工變成了所有港人的事！」他指出當時港人在生活上的各個範疇，早已被幾個大財團壟斷了一段時間，所以引發起工潮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積壓已久的社會問題。

他記得有不少巿民在工潮期間捐了很多日用品和食物，「回歸以來最多人聲援的勞工抗爭，巿民認知到自己的生活、住屋也被財團壟斷，開始有了『地產霸權』的說法，大家都是帶着一起參與的心態」。這般龐大的一場勞工運動，他說其實沒有太多策略，只是壓迫得久了，一般巿民也能感受到，「反財團的決心，是民心所向」。

在整個工潮中，政府的角色可謂非常小，時任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曾要求政府介入，向和黃施壓，令對方重返談判桌，政府當時回應指，希望以中立的角色爭取勞資雙方的溝通，並表示雙方立場清𥇦，卻有一定距離。麥德正則認為，在漫長的罷工運動中，「政府不理！工人亦無勞工法例保障，可以隨時炒人。活生生的人，瞓街這麼多天，只為了爭取職安權益，原來是不受保障！沒有集體談判權，瞓街幾十天可以完全不用理你」。

碼頭工潮以及之後大大小小的工運，他覺得香港人經歷了多次走出來爭取權益的事件，一切都已在腦內植根，「及後的社會運動同樣是爭取公平待遇，只想得到合理的回報」。他強調，在香港人爭取權益的道路上，碼頭工潮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並不是「突然爆出來」的，「有背景原因，然後慢慢累積上去，巿民意識強了，必然影響日後。之後一直有不同的勞權運動，沒有停過」。

有人打工，就有勞權的問題，他依然在關注勞工權益的機構工作，卻不諱言，今天爭取勞工權益的方法，已與往日大相逕庭，那到底是甚麼方式？他說或許會以其他形態出現，但現時還在摸索階段。

折射社會階級懸殊深層次矛盾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指出，當時聲援罷工的團體由學生、青年到社福界也有，連結不同界別，而且目標不只是外判商，而是其背後的大財團以及官商管治的社會結構，他認為由反高鐵開始，港人對社會資源的分配格局漸形成不滿，而碼頭工潮則是一件體現「公民社會之間互相呼應、支持」的事。

他覺得碼頭工潮對其他工運有一種啟示作用，而那種跨階層的連結，就是社會深層問題的一種折射，「社會階級懸殊，碼頭工雖然不算是待遇最差的，但職場上的不合理待遇，令其他打工仔能身同感受，反映職場上老闆話事的常態，工人的聲音呼應香港打工仔女的聲音」。

「自力更生」香港故事背後的陰暗面

職業安全影響的，不只是工人本身，他指出，每個工人背後也有整個家庭，如果發生意外，嚴重影響一家生計，「在『自力更生』這個香港故事背後，很多陰暗面，而碼頭工潮彷如一個爆破點，讓人看見財團壟斷、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結構問題」。他指出，從那時開始，大財團不再是神話，勞工階層開始明白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碼頭工潮是過去十多年社會運動中的其中一件重要事件，但也必須從整個社會脈絡中理解。他解釋，「反高鐵」事件中「80後」聲音很強，青年關心社會、公民社會漸形成，亦啟發了不少中學生，到了2012年「反國教」，公民社會累積更多力量，更多關心社會不公的學生走出來。然後就是碼頭工潮，「碼頭工運未必是最貼身的事，但反高鐵開啟了一道窗口，令社會開始關心經濟、物質上的不公義」。

他更指出，自反高鐵開始，青年和學生開始利用社交媒體發聲、動員，還發起苦行等行動，「到了碼頭工潮，就是工會主導然後學生呼應的結合，會做文宣、社交媒體專頁，創造論述」。他形容當時的工會、工人、學生和巿民猶如「partnership」關係，而且還會創造和嘗試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苦行，雖然反高鐵做過，但當時來說仍是新的行動模式，而且為勞工去做，就從未試過」。

有剝削就有工運

2007年歷時36日的紥鐵工人工潮，歐陽達初認為是一個成功例子，鼓勵了後來的碼頭工潮。當然外判商不想看到工人得到社會普遍支持。他分析，相對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大罷工，碼頭工人罷工沒有對社會構成很大的不便，「所以愈來愈多巿民會有金錢和精神上的支持，資方意料不及，還燒到長實」。

在大財團與打工仔的社會矛盾下，最終資方願意妥協，雖然只是「半杯水勝利」，「但勞工運動不是一時三刻，不能只看結果，而是10年8年後發生甚麼事。巿民因為工潮留意到生活各範疇如買樓、消費，原來都跟幾個大財團壟斷有關」。

他指出，隨着香港的政治形態轉趨複雜，近10年的工運焦點亦不斷改變，碼頭工潮能夠成功聚焦於階級矛盾與勞資關係，2014年焦點則放於政治改革，「雨傘運動後，社會運動生態顯然不同了，2020年後工會力量瓦解，但Foodpanda外賣員罷工事件讓人們看見了少少希望，雖然工會沒有了，但工運未死，有剝削、有勞工的地方就有工運，雖然規模小了，但還生存着！」

他認為即使工會已不再是主導角色，但不代表工人不能組織工運，「工會低調了，成為支援角色，工人則利用通訊群組溝通、聯繫、通知傳媒，甚至能在群組討論和醞釀工潮」。

念茲在茲 集體談判權

前職工盟總幹事、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於碼頭工潮中，主要做背後的協調工作，最難忘的，是工潮後期進入「最後掙扎」階段，參與人數開始下跌，「帶着大家一起嗌『唔係有錢大X晒」，幾百人一起嗌，不用處處仰人鼻息，找回基本的尊重」。很掙扎，資方當時拋出加薪9.8%方案，他記得對方的態度就是「要就要，不要就無」，「資方不想給你要求的數字，距雙位數相差0.2%，不想給你『威』」。

雖然爭取到加薪及改善工作環境，但他感慨，這樣大型的一個工潮，卻依然無法爭取資方承認工會地位，他記得，工人們臉上的「失望表情」，「爭取不到工會談判權，但工人在意識上有很大躍進，以往工運大多關注薪酬問題，這次他們了解到工會的重要性，工會地位不被確認的話，今天爭取回來的，明天很易被人拿走」。他能感受到工人當時除了要求加薪和職安保障外，還非常緊張工會權益，「工會權益高於眼前的物質利益，談判權是工人尊嚴」。

當年失去集體談判權，今天依然是工會和打工仔的一個痛處，沒有談判權，多年來被資方漠視、打壓，如蒙兆達所言，以對等的關係跟資方商討，是人的尊嚴。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時任立法局議員李卓人以私人法案形式提出《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並獲得通過，惟臨時立法會於兩周後將條例凍結，並於同年10月廢除。失去集體談判權，意味着即使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打工仔也沒有議價能力。

「沒有集體談判權，反映更大的社會結構問題」，他說當時跟碼頭外判商談協議，對方拒絕「埋枱簽紙」，資方堅決不承認勞方有談判的權利，他覺得最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問題，就是資本家根本不認同工人在職場上的權力，「資方抓緊一切能控制資源分配的權力，這亦正正說明為甚麼香港爭取民主之難，是背後的管治結構及思維模式」。

工會解散 工運猶在

碼頭工潮是承先，亦有啟後。2017年的「海麗工潮」，在「各界支援、社運連結、成立罷工基金」的工潮模式上，他說算是碼頭工潮的翻版。當時清潔女工罷工，要求獲得遣散費，更揭發兩間清潔公司疑「圍標」，外判商最後答應支付大部份遣散費及加薪訴求。「2019年的政治運動，有不同的工人參與，8月5日的政治大罷工更是自60年代後最大的規模的」，他解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工運結合社會運動，勞工階層在過程中，政治意識有所成長，「大罷工是勞工的政治覺醒，不再單是某行業提出的經濟訴求，而是為着社會公義，團結了不同行業，而且30萬參與者大部份對經濟罷工是沒有經驗的」。

他指出政治大環境與勞工權益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政治結構性的問題未解決，如何能保障工人權益？小圈子選舉、權貴話事，工人沒法參與政策制定、沒有決策權，誰來爭取標準工時、全民退保？」他不諱言，若不扭轉官商勾結的的現狀，社會貧富只會更懸殊，「沒有政治改革，權力不分享，這些社會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工會解散，但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不會輕易消散，「人與人之間的力量就會消失？我不相信，只是不像從前那樣顯露於街頭、廣場，不會公開抵抗，但不等於人就會完全服從於新政治秩序，會尋求不同表達方式，工運依然是有的，只是變成自發組織，更流動、更靈活」。

他強調，不能斷言公民社會「已死」、「歸零」，仍然有很多有心人在不同的社會範疇、有限空間內努力，「即使是極微小的行動，即使不起眼，但也可走下去」。無權勢者的力量，哪怕只是極微小之事，在黑暗中，磊落真誠地生活，也是一種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