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自由報告｜港府系統性地瓦解公共與私人領域的資訊獲取機制

智庫「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今（24日）發表最新報告，指香港的資訊取得權正逐步衰退，《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港府透過跨部門、跨制度的協調行動，削弱並限制香港公眾獲取資訊的權利。報告又指當局一方面系統性地瓦解資訊透明度機制，另一方面維持程序正常的假象，對國際企業、公民社會及海外港人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The‬‭ China‬‭ Strategic‬‭ Risks‬‭ Institute, CSRI）發表題為「評估香港資訊自由制度對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影響」最新報告，分析香港資訊自由制度，報告指香港本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保障新聞自由與公民權利，並具較高透明度及公眾問責機制。然而，自2020年《國安法》及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香港資訊環境出現根本轉變。

報告發現，港府近年開始打壓公眾對政府機構所持資訊的獲取權，「資訊取得權」（Access to Information）是言論自由的基本組成部分。與其他設有資訊自由法的民主制度地區不同，香港僅仰賴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行政指引：《公開資料守則》（Cod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然而，該守則的執行機制極其有限，亦缺乏獨立監察。近期多宗個案顯示，企業日益難以取得公共機構持有的資訊，因《守則》列出的豁免範圍過於廣泛，包括：涉及「經濟管理」的資訊、「公共服務的管理與運作」，以及「研究、統計與分析」相關內容。例如有記者要求查閱車牌登記資料被拒，顯示政府傾向透過《守則》拒絕資訊申請，且有愈來愈多申請遭拖延甚至駁回。

報告作者、CSRI研究員唐若凌指出：「這不再只是資訊自由的問題。我們見到的是一場橫跨所有資訊流的協調式壓制—— 從政府數據到企業紀錄，再到公民社會與企業日常依賴的基本資訊」。

透過繁瑣程序阻公眾獲取政府資訊 營造正常假象

報告顯示，香港政府對資訊取得的方式，並非明顯禁止，而是透過繁瑣程序行事，看似正常，實則封鎖。這種做法刻意營造出一種程序正常的假象，表面上保留「資訊可取得」的印象。而香港的資訊限制，是有組織的制度性戰略，而非民主制度中偶爾發生的官僚延誤。

報告分析，多個政府部門協調，透過削弱檔案保存及實施具限制性的資訊政策，限制香港公眾獲取資訊的權利。因為香港缺乏一套全面的檔案立法，政府得以系統性地移除資訊，包括律政司刪除2009至2020年共11份年度檢控報告，並在最新的報告中移除可識別身份的細節。此外，政府在2022年《年報》中移除了歷史背景資料，並在一個包含106宗國安案件摘要的資料庫剛發布不久便將其下架。

到2025年，資訊透明度的侵蝕大幅加速，機構全面被掌控的情況前所未有。其中一例是申訴專員公署於2025年5月移除了2013年以來的逾230份調查報告，以及自2003年起的年報。研究指出這種跨部門、跨制度的協調行動，顯示資訊控制已成制度化的治理方式。

唐若凌表示，「我們所目睹的，並非官僚低效，而是蓄意的制度性滲透與奪權。港府在持續取消資訊公開的同時，保留行政流程的外觀，這種策略旨在避開國際批評，卻實現與極權政體相同的資訊管控效果」。

香港資訊自由惡化 在港國際企業恐觸「國家機密」紅線

資訊自由的惡化，企業透明度進一步被侵蝕，例如企業在公開上市前需移除其招股書中有關「中國風險」的內容，國安公署在香港援引中國對「國家機密」的廣泛定義，意味着企業在進行盡職審查及履行資訊透明責任時，需加倍謹慎。

唐若凌續指，「曾經依賴香港資訊透明度的國際企業，如今在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而對公司註冊資料的新限制，以及中國內地「國家機密」條文的延伸，則令業界形容香港為「合規惡夢」（compliance nightmare）。

資訊自由惡化也直接衝擊公民社會，記者、學者與非政府組織曾以香港為資訊蒐集與發佈的安全基地，以關注中國的發展。但這樣的環境已被根本性改變，許多國際組織已遷離區域辦公室，留港學者則開始從課程中刪除與香港及中國相關的內容。

建議各國政府諮詢離散港人組織 避免成為「幫兇」

面對日益惡化的資訊自由，報告建議美國、英國等政府更新針對香港的商業風險警示，以反映當前資訊封閉的現況；外國政府在與香港官員的雙邊會議上，提出資訊透明度的問題，並透過如英國《半年報告》、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等記錄相關事態發展。各國政府應與科技業界協調，避免在審查制度中扮演幫兇角色，並諮詢香港離散群體及公民社會組織，以評估地緣政治情況。

此外，國際企業應評估並傳達資訊取得權受限對營運帶來的風險，與香港當局及監管機構接觸以倡議資訊透明，並制定內部機制以保護員工及知識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