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陳健民．夏慤村拾遺

在雨傘運動79天的佔領行動中，我在夏慤道遇上許多正直善良的臉孔，但有一張我至今難忘。

2014年9月28日下午快到6時，我手持麥克風準備召開記者會，希望在晚間新聞直播時段反駁特首梁振英在該天下午對民眾佔領夏慤道的無理指控。忽然間，一聲巨響將記者和民眾嚇得目定口呆。回過神來，看到白煙在人群中擴散，然後是連續多幾聲巨響。

「是催淚彈！」我向站在旁邊的邵家臻喊了出來。當時記者一窩蜂往催淚彈爆發的方向衝去，民眾卻反方向逃命，場面非常混亂。我們雖然也沙盤推演過警方發射催淚彈時應如何疏散民眾，但從來沒想到在未有任何對話之前，梁振英便馬上使用如此強硬的手段。為了保護示威者的安全，我們勸喻他們往添馬公園方向疏散，但佔中三子、學生、泛民領袖和一些教會朋友卻留守在政總外的大台。八十多歲的大黃伯坐在地上拒絕離開，義工想盡辦法勸他把他挾走，晚上他還是瞞着家人偷偷溜回金鐘。

大黃伯並非個別例子。我和學聯的鍾耀華整個晚上看着催淚彈如何射進拒絕撤離的民眾，人群散開又再重聚。每聽到催淚彈爆炸聲，鍾耀華便罵一句粗口。我默默無言，內心和他一樣憤怒，更被示威者的勇氣所觸動。那個晚上，不時聽到聚集在夏慤道的人群和被封鎖在政總外圍的示威者對唱Beyond的《海濶天空》。破曉時分，我看到大量疲憊的民眾站在夏慤道中間，看着海富中心升起一幅倒掛了的區旗，全場掌聲雷動。79天的雨傘運動在催淚煙中開始，佔領的地點除了金鐘，還包括旺角、銅鑼灣和短暫發生的尖沙咀。

佔領一個公共空間79天，能讓參與者暫時與歷史割斷。金鐘、旺角、銅鑼灣均是商業中心，最能呈現百多年來香港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的面貌：那是拼命賺錢、盡情消費之地。夏慤道是金鐘的最主要幹道，避免影響車輛高速流動，行人靠天橋橫過馬路，通往各大商場、高等法院、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示威者將佔領區變成夏慤村，期間賦予這空間從所未有的意義，亦無法預計運動終結時會為香港帶來甚麼轉變。所謂與歷史割斷，是因為夏慤村沒有過去和未來，亦代表示威者不受法律和主流文化的制約，無拘無束地塑造他們的烏托邦。

佔領運動讓我第一次熱淚盈眶的，並非那87枚催淚彈，而是第一個早上看見年輕人戴上黑色的手套，在政總外圍檢拾民眾在慌忙逃跑時遺下的垃圾。原來他們並非我想像般是被外傭寵壞的一代。不一會，我看到在夏慤道已有民眾設立了一個資源回收站，主要是收集塑膠水瓶和其他可循環再用的物資。

香港的社會運動在97年後主要集中兩個主題：一個是爭取行政、立法機關的雙普選，另一個是以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和灣仔囍帖街為標記的保育運動。後者反對盲目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或者如龍應台說的「中環價值」，認為香港不能只是講求經濟效益而破壞環境，或消滅帶有集體回憶的建築或社區，所以被冠以「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運動之名。其實保育運動（期後還有反高鐵、反東北發展計劃、保衛菜園村等運動）和爭取雙普選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便是大家把香港看成我們的家，而不是老一輩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或者只是一個由勞動和消費市場所構成的「經濟社會」。既然是永居之地，港人當然要在此實踐真正的港人治港，和建設一個可持續的宜居城市。

我看見佔領者在防撞石躉罅縫中種花，也看見老師傅帶着義工用卡板搭建了一個自修室，讓參與佔領的中學生溫習功課、預備考試。晚上為了提供自修室的照明，義工們改裝了幾部單車，讓大家以腳踏方式人力發電。當反佔中人士譏諷只有「廢青」才參與佔領時，這些學生默默地在如此簡陋但滿載環保與互助精神的空間溫習，已是對反佔中論述的有力反駁。

建制中人如葉劉淑儀，曾信誓旦旦地指出佔領運動有海外勢力介入，而她的證據便是在佔領區有大量物資免費向示威者派發。對於曾參與佔領的一百二十萬港人（按香港中文大學的民調推算）來說，這番話反映一些政客如何極離地，亦反映她們在功利的世界打滾太久，不能理解人們為了理想可以互相扶持，無私分享。

我們從2013年起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已深深體會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每次有大型遊行，我們都會在灣仔設立街站，經過的遊行人士均慷慨解囊，有些市民會把整個錢包淘空。只要一個下午，我們便可籌得幾十萬港元捐款，支持我們舉辦商討日、民間公投或其他文宣活動。

這些金錢上的支持，不單止來自中產階級。我記得有一位身障人士，一直等我們搭建好街站後，一拐一拐地走過去把一張十元紙幣投進我們的籌款箱。他說因為身體不方便遊行，所以希望先來街站捐錢。看着那張紙幣飄落箱底，我被深深觸動，那是滿載希望、最有重量的一張鈔票。

作者介紹：

陳健民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2019年因「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被判入獄十六個月。2021年9月應邀到臺灣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客座教授，現於臺灣定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活躍於學生運動，後赴耶魯大學攻讀社會學、中國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積極參與公民運動，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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