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窄路支聯會義工行到底 微塵之力赴加國助辦晚會

裴馬（化名）平日是職業司機，到了六四就是支聯會義工，在維園送蠟燭、搬鐵馬、鏟蠟跡。這幾年悼念六四成窄路，他仍然貢獻微塵之力，2020年燭光晚會因疫情被禁，那晚裴馬開小巴時，將手機畫面改成電子燭光提醒乘客；翌年支聯會三次被執法部門掃蕩，他有份善後；支聯會去年解散後，他前往加拿大生活，繼續為當地六四晚會做電工及舞台設置。

裴馬自言一直奉行一個原則，「多人做的時候，我無需要出現；無其他義工幫手時，我就出來幫手」。他還是中學生時，在六四晚會後跟朋友們一同幫忙清場，搬鐵馬、鏟蠟跡。他渴望理解為甚麼支聯會一直堅持平反六四，於是加入支聯會青年組，「15蚊（入會）啫嘛！」。

華叔帶入門 協助六四紀念館運作

一班少年聽着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教書般講五四精神，「但學識潛移默化囉，這些東西（民主）我們覺得不是一朝一夕就有，要慢慢經過教育調整出來，會走錯步」。當時青年組玩遊戲，叫大家思考怎樣延續民主運動，有人提議多生小孩，「成班都是毒男，等到平反六四都未成功啦！」

裴馬中學畢業後成為職業司機，為生活奔波慢慢淡出義工行列，直到本土思潮冒起、學聯退出風波，支聯會人手漸少，他在2018、2019年前後又舉手歸隊，「去過本土派在尖沙咀搞的晚會，無氣氛，都唔係嗰回事！」

那時他主要協助六四紀念館運作，「中午時間開館，其他義工還未下班，我就幫忙維持秩序，講解展品，直至下午四、五點。」他又為支聯會年宵檔位接駁燈光，或在送貨空檔運送六四晚會所用的蠟燭，全部都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工作，「但幾次新聞鏡頭都唔好彩影到我，哈！」

社運做「家長車」

他總自言微小如塵，但很多重大社會運動都默默參與，兼職開巴士時正值2014年雨傘運動，日間協助搭建「遮打自修室」，安裝好燈光；晚上學生來自修時，他就回去上班載客。

到了2019年，他轉為駕駛的士，就做義載，「甚麼人都會載，受影響的老人家，藍絲也好，義載就是義載」，後來變成「家長車」，義載參與抗議活動的人安全撤離現場。「理大圍城」一役，有義載司機遭「起底」，被控妨礙司法公正。他評估自己風險高，惟仍未需要離開。

2020年，支聯會六四晚會首次被禁。那時裴馬做小巴司機，他將手機畫面改成電子燭光掛在車頭提醒乘客。當職業司機多年，總有乘客向他「挑機」，有人問他每年的燭光晚會浪費時間，能有何作為？

他答：「我就是來紀念，難道清明節拜山又浪費時間？我也可以說你信仰是浪費時間？」他想證明，香港跟中國仍然不同，是有自由去悼念的。

「原來我已經犯左法，只係唔拉我」

這種倔強，讓他一直陪伴支聯會走到最後。2021年2月，支聯會繼續設年宵攤檔籌款，食環署指攤檔貼上和擺放與鮮花或業務無關的橫幅，早上圍封和驅趕在場成員，裴馬在場幫忙清場撤離。

到5月底，食環署上門檢控六四紀念館場地沒有申請娛樂牌照，他又身在館內。撐至9月，副主席鄒幸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及陳多偉因拒接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被捕。警方9月9日到六四紀念館搜證。這次裴馬只敢站在外圍，待警方離開才上去打點收拾善後。

隔天，支聯會及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被控以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裴馬覺得支聯會前排盡墨，連中層毫不出名人士亦無故以非法集會罪名被捕，難保義工也有被捕風險，「原來我已經犯了法，只是沒拉我」。

匆忙移加 如風走難續做晚會義工

延宕兩星期後，他決定離開香港。他從未到過北美，不過見加拿大機票便宜就直接起行，只帶着僅有的數件支聯會六四晚會T裇、前女友相片、小學紀念冊、一些電工工具，以及數個月生活費就飛到異國。裴馬後悔沒帶走所有六四的T裇，「現在後悔當刻斷捨離，本應可以帶更多六四T裇過來。」

當中六四13周年的日本製T恤是他珍重的一件，印有「年青一代 齊來參與 認識歷史 毋忘六四」，「我最開心是有（加國）官員跟我說我為民主做了很多。這些深耕細作的事情，其實無人報道，但最刻骨銘心的，就如傳教，以小小的關心、小小的分享，為其他人做事」。

到埗不久，他知道有人上門恐嚇在港的家人，被告破產，戶口亦被凍結，至今都不知道是哪裏出事。裴馬來到溫哥華年多，礙於英文水平不好，難以重新考牌做回電工及巴士司機，一直在做散工。

不以善小而不為

雖然生活頗為拮据，裴馬卻依舊四處奔走，為新到埗的香港人服務。他繼續開貨車替人搬家，會免費維修家居，「唏，他們都不容易」。還會替老人家買菜、教人開車，有在外地的支聯會的前成員亦言，裴馬非常熱心助人，很不計較。

他笑言自己學歷不高，亦無家累，「我係從小開始培養，習慣了你幫我，我幫你」。訪問後隔天，又跑去幫新搬來的朋友入伙。

即使離開香港，他仍沒法放棄與六四的連結。去年他為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溫支聯）的六四晚會做電工及舞台設置，今年由於預計參與人數更多，場地搬到市中心如的林思齊公園（David Lam Park）草地，希望將維園燭光之海在溫哥華重現。他說今年會在場幫忙佈置，繼續做不起眼的義工。

裴馬心底對爭取香港民主感到悲觀，「權力他（中國）不會放給你，他不會給你香港做一個示範。」但作為小人物，他仍然努力做一些可能要數十年後才見到成果的事，「《逆權司機》啟發我，没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記者說這句經查證後，是來自熱血公民李政熙的弟弟為他競選而作。裴馬說：「嘩，我變了熱狗！」支聯會雖然解散，他仍相信有可以做的小事，始終持守支聯會司徒華的理念，在小處深耕細作，「華叔話保存實力，我就中意細有細做。」

後記：

八十年代成長的人，總有些毫無來由的正面和不由自主的浪漫。曾經見證過世界邁向福山斷言的歷史終結，多少相信自己都是這個世界的參與者，世界應該因為我們愛拼以後變好，一定十八贏。世界卻總如《憂鬱之島》中，1989年香港學生聯會主席林耀強所言，在六四如斯宏大的社會運動之後，世界更形黑暗封閉，努力只會有報應。

裴馬有份不羈豪氣，「係香港我收唔到聲，一定要繼續講，如果唔好既、不公義既，我地要發聲，咁我一定遲早被人拉，」他把自由看得比一切都重，總自言微小如塵。颱風襲港時，他會去追風，馳名網上迷因（meme）《無綫電視》記者潘蔚林在尖沙咀九號風波企不穩，鏡頭前逆風奔跑的就是裴馬。

他又會同時騎電單車到中國內陸旅行，自言草根夠貼地，能跟小人物從生活小事講到民主的核心，良好制度避免小市民受不公平待遇。那時中國以環保為由開始禁止電單車在市內通行，唯法例註明指定跨省通道，國道和省道仍不受限制，他問朋友借的電單車被公安扣起，循合法途徑當然拿不到，朋友竟然打去北京公安單位用粗口大罵，最後對方竟然交回電單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