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廂情願的想像共同體 梁頌恆

2020年因觸犯《國安法》被通緝，兩年後因籌組「香港議會」再次被列入通緝名單，流亡兩年多的梁頌恆，說自己實際上被通緝了多少次，已數不清，「沒所謂喇，根本無分別」。

6年多前因衝擊立法會會議室，其後被判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囚4周。2020年年底出獄，由踏出監獄的第一天開始已被便衣警跟蹤，他覺得對方似是想告訴他：你已被嚴密監控中。而他亦只能告訴自己：也許這是最後一個可以離開的時刻。

被跟蹤讓他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但決定流亡，卻是關於整體社會氣氛，《國安法》實施後，他接受了幾間媒體採訪，有記者問他，支持獨立的立場有沒有改變。他覺得這是一個關於邏輯的問題，不會因為某條法例的實施或社會環境而改變。這些訪問，最後一個也沒有出街，當中包括一些現在已不存在的媒體，他說當時感到非常震驚，「《國安法》造成的寒蟬效應，原來可以這麼大！」

訪問「胎死腹中」，他覺得可能是媒體覺得報道本身有觸犯法例的危險，又或是為了保護他，但他感慨，其實結果也是一樣，「可以自由說話的能力，受到嚴重影響，即使我夠膽說，也不能刊出」。傳媒、公民社會相繼倒下，再加上被跟蹤，他做了一個無法逆轉的決定，就是離開香港。

離開是一種「尷尬」

他形容，自己的離開是一種「尷尬」，「作為本土派，身土不二，選擇離開是很尷尬的」。當時梁天琦還在獄中，黃台仰流亡德國，後來還有更多本土派人士流亡在外，他說身軀重要，但「香港心」更重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為香港做事，但如果沒有香港心，七百萬人留在香港也沒有意思」。他對自己說，如果能夠順利離開，一定要為香港做些事。決定到美國，也是基於這點，「在外的activist不多，從分工角度來看，華盛頓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在華府的遊說工作，就如逆水行舟，跟國會議員見面，對方口裏說支持，心裏卻認為沒有迫切性，無需立即行動，「國會有這麼多法案要討論，香港的事早已不在首位」。沒有槍林彈雨的影像，他坦然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早已退卻，世界上每一天都有大事發生，戰爭、天災人禍，排在香港前面的，實在有太多事項。

而他也逐漸看透，如果香港人要在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扮演一個「game player」，就必須懂得這個金錢帝國的遊戲規則，「跟我當初想像的不一樣，香港人做政治，猶如『鄉下仔出城』」。

我們想像中的國際遊說，是以道德、人權狀況作理據，言論自由崩壞、大量政治犯、新聞自由萎縮。這些理應放在遊說桌上的，梁頌恆說經已失去效用，「已到達極限，2019、2020年可以做的都已做了，制裁要真正令對方生活受影響才有用」。作為流亡海外、做政策倡儀的人，他覺得遊說工作好像走到了瓶頸，「除非回到2019年那種狀況，但我不想再見到，相信很多人也一樣，我們也不能永遠用這個角度去做遊說」。

議會意義不大 重要的是民意授權

出了事，才能真正確認自己身份。他口中的那些事，是由9年前開始的社會運動，雨傘運動爆發那天，他不在香港，看着新聞片段，他跟自己說：「你應該要在那裏，因為你是香港人」。後來創立「青年新政」，確立自己作為本土派的身份，他說創黨成員之間，惟一共通點就是香港人這個身份。

組黨初期，他沒想過能爭取甚麼，後雨傘時代，他覺得很無力，民主運動無法推進，很悲觀，只想「搵啲嘢做」，組黨是一個實驗，他坦言，如果連佔領也無法改變甚麼，到底戰場在哪？說到底，「青年新政」的出現，只是由無力感催生的一種凝聚力。

2016年，他覺得是本土派的第一個高峰，梁天琦成功把本土思維帶入政治議程，而他自己也挾着民意，走進議事堂。宣誓被裁定無效，坊間謾罵四起，覺得他既然被選入議會，就不該玩這種把戲，但他覺得，整個制度本身就是無助爭取民主，「根本就是designed to be handicapped」。所以對他來說，議會本身意義不大，重要的是選舉，因為成功當選，代表着民意授權，「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論述得到認同和支持。

離開「香港議會」

雖然他對香港的議會政治不抱任何希望，卻相信議會制度，流亡後參與創辦「香港議會」，他覺得香港人需要一個「載體」，重新把能量凝聚，這是民主運動必須的。但5個月後，他卻決定離開這個組織，離開的原因，他不願多說，只解釋，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議會，技術上不難，問題是用甚麼方法讓大家覺得有這個需要、為何要參與這件事，而且現時亦根本沒有一個可信的平台去討論。

「連可以在哪裏看新聞也困難，沒有媒體很難建立討論空間，香港公民社會已失去八成，海外又沒有替代的組織」。如何重建公民社會、如何獲得人民授權、如何達致共識，是他這些年不斷思考的事。

36歲，他說要規劃人生下半場，看着香港近年發生的事，他承認，自己處於疲勞狀態，但依然想「保持憤怒」，因為憤怒是一種動力，讓他繼續為香港做更多。對他來說，這個地方到底有甚麼意義，「因為有家人、戰友，那些一起作戰、成長的人」，雖然他說自己沒有思鄉，但因為被通緝而跟家人斷絕來往，有時也會覺得傷感，「為甚麼會變成這樣？」這是一條沒有答案的問題。

擁有相同的立場，並肩而戰，就是一個「想像中的共同體」。

他很想為「香港人」這個共同體努力，卻不時反問，「是否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像？」那時候，梁天琦被判入獄，黃台仰、李東昇離開香港，「他們被罵無義氣，香港人爭取民主，是要靠人犧牲去道德感召嗎？」他覺得，若只着眼於計算誰犧牲較大，民主運動是無可能成功的。

誰犧牲多一點？

「2012年『反國教』是中學生走出來，我們被感召，然後到了魚蛋革命，比前一次更大犧牲，才得到更多人走出來？我們還能夠犧牲多少？」他一直在說，無法停下來，「若是共同體，為何批判他們的決定？批判他們犧牲的多與少？」

這些問題，他反覆思考了幾年，直至反修例事件爆發，人們在七一闖進立法會的的𣊬間，他覺得，香港人的確成為了一個共同體。香港人透過社會運動創造共同經歷，他覺得猶如一個「神話故事」，那些在街頭上一起經歷過的，任何人也無法改變。

「香港人」其實是個很新的概念，他說香港人在利益面前，都是「醒目仔女」，到底可以如何把香港人整體利益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當然不容易，但他覺得一旦共同體的身份確立了，餘下的就是大家如何守護這個族群了。

近年有不少關於本土思潮的學術研究，但民間討論於2019年後近乎死寂，「完全無訪問、無人討論」，原因不言而喻。

離開侷促的牢籠，也許不是壞事，他可以繼續說想說的話，做覺得對的事，既然已進入人生下半場，何不改變軌道？他笑了，說是性格使然，自己是一個很執着於輸贏的人，而社會運動有一個明確的爭取目標，就是這一點擊中他。

「波馬」就是生計

因為喜歡博弈，到了華府後，他經營Patreon，寫「三經」：波經、馬經、財經。「沒有特別原因，純粹因為我懂這些，這些原本就是我的強項，如果要開Patreon，無理由寫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吧」。而他不想寫政治，「寫政治論述，去到這個階段好像是『阿媽係女人』，我想提供有用的資訊，而『三經』是我興趣，研究得比較多」。

他的Patreon，訂戶分了三個層級，其中一項「你買Notes，我捐俾細葉榕」是最近開的，收益扣除平台手續費後，全數捐給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因為近來分享賽馬的notes，有幾次成績不錯，所以鼓勵讀者如果想跟，可以捐錢給細葉榕」。他承認，賽馬和社會運動的確是風馬牛不相及，「兩件事沒有太大關聯，所以如果贏了錢，有能力就希望幫到他們」。 

沒有東西比生計重要，一個做遊說工作的流亡政治人物，也要交租吃飯啊。他笑說自己的生計，就是那些「炒賣的東西」，「『波馬』就是我的生計啊，我一直也是這樣維生的，對這方面的資訊比較理解，所以才有東西寫和講」。 

博弈彷彿是他人生的基調，波、馬、股票是賭博，流亡難道不是一瑒未知結果的博弈？很有可能會輸啊，他當然知道，把個人命運連繫着一個群體甚或一個城市，是一場非常冒險的賭博，「但如果不努力去做，人還有存在意義嗎？」

梁頌恆小檔案
2007年 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
2015年 創辦青年新政
2016年 出選香港立法會選舉並奪得議席，於立法會就職宣誓儀式期間時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橫額，並以英語讀出諧音「支那」，及後被裁定宣誓無效
2017年 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2020年 因2016年11月衝擊立法會會議室，被裁定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囚4周；同年12月流亡美國並因觸犯《國安法》而遭到香港國安處通緝
2021年 與流亡港人成立「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從事政治遊說及支援流亡港人工作
2022年 7月與袁弓夷、何良懋等人成立「香港議會」，梁再度被通緝；12月辭去「香港議會」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