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23條｜協助「潛逃者」可判監7年 流亡人士：趕盡殺絕 一點也不意外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今（8日）刊憲，第7部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權力及訴訟程序，列明多項針對「潛逃者」的措施，包括禁止提供或處理資金；禁止租屋或提供住屋；不得成立合資企業。任何人士違反上述情況即屬犯罪，可判監7年。《草案》亦提出可撤銷「潛逃者」的特區護照、暫時吊銷執業資格、暫時罷免董事職位等。

根據《草案》，「潛逃者」的定義為某人被控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案件，裁判官發出手令將其拘捕，手令發出後6個月而該人仍未被帶到裁判官前，以及保安局長合理地相信該人並非身處香港。

禁止向「潛逃者」提供或處理任何資金、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草案》禁止任何人向「潛逃者」提供或處理任何資金、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許智峯指出，《草案》對於一些已離港的前議員或社運人士來說，影響可能較大，「他們未必知道自己已在『潛逃者』清單上，以我經驗來說，當警方向法庭申請通緝令，是不會通知被通緝者的，所以被通緝者在不知自己已被通緝的情況下，已成為『潛逃者』」。

他認為在此情況下，一些在香港還有資產、銀行戶口、或跟他們有金錢往來的朋友及家人，全部都會受到影響，變得很危險。他呼籲大部份已離港人士，審視自己在23條下會否跌入「潛逃者」名單，在財產和資金上會否受影響。

另一位被國安處通緝的張崑陽指出，《草案》禁止任何人向「潛逃者」提供及處理資金，主要想打擊Patreon和Youtube訂閱，「因為政府無法要求這些外國公司提供訂閱者資料，便用這個方式阻嚇」。但他質疑，為「潛逃者」處理資金的銀行、金融機構會否違法。

「我存款在美國的銀行，它們違法嗎？」他認為條例不只針對港人及海外港人，更是波及外籍人士及商業機構，因為被通緝的港人遍布不同國家，必然會在當地開銀行戶口及租屋，「看到港府很努力地擴充權力」。

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郭鳳儀則指出，禁止人們向被通緝者提供資金，等同要求港人杯葛「潛逃者」，明顯為了打擊流亡港人倡議者一直嘗試建立的網絡，令各地港人因政治風險而杯葛海外倡議者，並恐嚇有意了解或協助海外倡議工作的港人。

她坦言23條對HKDC的資金籌募帶來不少影響，「HKDC剛完成雙年眾籌計劃，是在《國安法》立法後的首次眾籌，其間不少人表示有風險顧慮，最後只籌得目標三成，在未來必定有更大阻力」。她認為23條令其他海外港人組織和社群，包括較淡政治色彩的社區組織、媒體等，面對更嚴峻的資金困難。

或加深「潛逃者」在外地被孤立情況

同被通緝的袁弓夷表示，23條對自己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兩年前已把在港的生意完全撤離，他指條例主要是阻嚇那些以資金資助「潛逃者」的捐款人，「我唔驚，錢係我自己出嘅！」他亦透露在滙豐銀行的保險金早已被凍結。

條例高調切斷被通緝人士的資金來源、禁止任何人協助他們，他認為「反而幫咗幾個被通緝嘅人，迫當地政府更快批准政治庇護」。

蒙兆達說自己大部份儲蓄在離港後已調離香港，更透露未能提取MPF供款，「這是我過去二十多年的退休供款，和很多打工仔一樣，是辛辛苦苦儲蓄的血汗錢」。他強調這筆錢跟在海外的活動毫無關連，強積金戶口卻在國安警向他發出通緝令後遭凍結，他認為現行《國安法》賦予當局的權力已是無遠弗屆，可以為所欲為，「立23條新法，根本是多餘！」

至於《草案》禁止任何人將不動產租賃予或提供予「潛逃者」部份，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認為這對海外社群會有很大影響，有可能加深被定性為「潛逃者」的人在外地受到孤立的情況、生計上遇到困境。「例如有人租屋給你或提供食宿，或僱用你、正當提供工資，是否等於協助『潛逃者』？這個影響比較大，威嚇民間商業團體和個人，作用是最大的」。

撤銷特區護照

《草案》提出可撤銷「潛逃者」的特區護照，任何人不得提出上訴。鄭文傑表示，撤銷護照對他的影響輕微，離港後他一直用BNO出國，到現時為止暢通無阻，「但就要考慮經過的航點，不能進入那些跟獨裁國家例如中國，或跟香港有密切政治關係的國家」。

他指，不會有人知道自己被通緝仍使用特區護照旅行，這個不符合常理，所以影響不大，「被通緝者一般都會在逗留的國家申請政治庇護，在庇護國家得到新的旅遊證件，難民身份受到國際難民公約保護，要求國際社會不能把你遣返」。

蒙兆達則提到，歷史上有不少流亡者，均曾被獨裁者禠奪護照、國籍，最後在其國家實現民主化後，都能重獲身份，「假若今天我的香港特區護照被取消了，我不覺可惜，因為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堂堂正正取回」。

張崑陽亦認為對於已離港的被通緝人士來說影響不大，「以我所理解，國與國之間的邊境系統並無連結，一日不剪角一日也可用特區護照出行，電腦系統不會顯示護照被撤銷，除非是國際刑警『紅色通告』顯示你是被通緝人士」。

禁止與「潛逃者」合資企業

《草案》提出任何人不得與有關「潛逃者」成立合資企業、合夥或類似的關係； 或「投資」於該等合資企業、合夥或類似的關係。

張崑陽認為外國企業在跟「潛逃者」合作時，應已清楚要面對的風險，所以現階段不會有很大影響。但長遠來看，一些跟中國有生意或業務往來的企業，或會因為23條而考慮是否跟流亡港人合作。

他指出，此條例或對一些依然在香港有企業或商業活動的港人有影響，「因為『潛逃者』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潛逃者』，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單上，但在香港依然有生意，（香港）那邊的合作夥伴、同事或受影響」。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政策和倡議專員許穎婷對此並不意外，指在《國安法》下已有香港人因向被通緝者提供資金、訂閱他們的平台、協助藏匿離港而被捕及起訴，因此《草案》只是把範圍加以擴展，加入涉及合伙、合資等行為。她指，看到港府很想把「潛逃者」趕盡殺絕，一點也不意外。

對「潛逃者」施行的措施 是對外國政府向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的反制

鄭文傑認為，23條立法總括而言是跨境鎮壓的一部份，「其他人因為威迫利誘而屈從的話，也屬於協助這種跨境鎮壓的行為，是非常不幸的」。立法亦加深了海外社群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他希望外界明白，在香港境內實施踐踏人權、鎮壓異見的法律，跟其他民主國家的民生、生活上各方面，都是息息相關的。

張崑陽則指出，23條比《國安法》「更辣」，涵蓋面更廣。他分析，港府試圖斷絕「潛逃者」的資金來源、生計、生活，是一種對外國政府向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的反制，「制裁令港官無法去美國、在美國的銀行開戶等，他們就用法例令你們不能在外地生活或接收資金援助，非常吻合近年中國外交政策上反制外國制裁的措拖」。

《光傳媒》正就協助「潛逃者」措施是否有域外法律效力，境外金融機構、酒店等會否因向「潛逃者」提供服務而違法等向保安局查詢，正等候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