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獨家專訪之二｜後抗爭時代：過去四年被政權一刀一刀殺下來 必須建立「興業」意識、「短兵相接」

光：《光傳媒》 練：練乙錚

助離散港青學一技旁身

光：如何看現時離散港人的狀況？

練：年輕人要行哪條路，要自己重新考慮，給自己一個機會重新去想設計哪個前途，在香港很多事情很公式化，路已經鋪了給你，你走就行了。但離開了香港之後就逼你去想，停留在以前的心態或模式的話就會比較痛苦，既然來到這個新的地方，甚麼都可以重新開始，對自己的生涯規劃、前途看法全部可以重新考慮。

例如很多上進的年輕人很努力去讀書，讀完一個學位又讀另一個，但我覺得這方面的投資已經去到回報遞減的階段，我在香港以外的社會生活了這麼多年，覺得香港人是可以考慮一些非學術性的路徑，譬如學一門手藝，你花的時間少一些、投資少一些，出來的工作機會和前景卻好很多的。

有一技旁身，有人可能會覺得辛苦或者社會地位會低一些，但這些想法是從香港帶過來的傳統想法，很多西方社會不會覺得學術「馨香」一些，你自己出來做服務性的行業，收入可能會多過普通的文科大學畢業生。

光：流亡日本的香港年輕人正面對同樣的問題嗎？

練：我在日本和一些朋友做一個項目，支持一些香港的年輕人過去那邊讀一些相當於高級文憑的課程，特別是那些覺得自己在香港進不了大學或讀來讀去好像沒什麼前途的科目，我們支持和建議他們去讀一些技術性的課程，那些課程通常很短而且費用是低一點的，但出來的工作機會基本上是保證的。

我們找出所有的學校和就業資訊，給他們介紹。但在日本現時不算多香港人，年輕人這幾年是多了一些，日本有個困難的地方就是，不是那麼多香港人懂日文，如果要真的去那邊發展，你要花大概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可以在語言方面上手。只要花心機讀日文，之後的路其實很容易的，因為日本缺人缺得很厲害，所以不斷將入籍的門檻降低。

以前即使你是博士畢業，在大學任教，你想拿永久居留起碼要10年以上，我有個美國朋友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在日本拿博士學位的，太太是日本人，申請永久居留廿年了還是不行，當中有些潛規則。但現時這些全部沒有了，所以近年如果你有博士學位在大學教書三年就可以了。

入籍日本 見年輕人掙扎徬徨憶18歲離鄉

光：生活了10年，你的日語一定已很流利吧！入籍的過程順利嗎？

練：入籍比申請永久居留容易，日語只要能夠跟別人溝通就可以了，申請時對方跟你聊天，他覺得你可以就無問題了，比我想像中容易。

光：你喜歡日本和現時的生活嗎？

練：我去到哪裏都喜歡的，因為是我自己的選擇。我總能夠在不同環境裏找到自己的角落，覺得很開心。很多時候都會有困難的感覺，尤其是面對現時的政治形勢，仍能苦中作樂，我覺得這個心態很重要，遇到困難但仍然保持平穩的心態。可能有些人覺得，你當然可以保持這心態，你已退休了，但年輕人還在掙扎、很徬徨。這個當然，但我又會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經這樣徬徨，18歲離開香港，在外國舉目無親拼命打工接濟屋企。

老一輩民主派看錯政權本質 公民抗命失敗

光：兩傘和反修例運動，你說是「老一輩民主派」看錯了政權的本質，是甚麼意思呢？

練：民主派的抗爭手段，其實是在西方國家的社會運動模式，就是所謂的pressure politics，我調動到民意，用民意來壓你、逼你改革，你不改革我不給你選票，要你下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用的方法是mass mobilization，即大量群眾接受了他們的觀點，然後推動政府改革，但其實這種模式的前提就是政府是「可以感覺到壓力的」而去改革。

民主運動的領導層在1997年時，用這種模式去思考，覺得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很多方面都很先進很成熟，有英式的法治有美式的自由經濟，有很廉潔中立的公務員體系，一個很可靠的警隊。他們當時覺得這些都有了，只欠最後的一里路，《基本法》保證的自由，你要就有了，那我們就用西方那種壓力團體的政治動員方式、手段去調動群眾，給壓力給政府，利用輿論去推動改革。

但問題就是我們看錯了，香港社會表面上是這樣，但實質上政權並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個不受任何壓力的政權，不怕你的壓力，不怕你的輿論，你一百萬人上街是怎樣？它最多就不動，收回那個東西有機會再丟出來，當覺得自己不想再容忍的時候就把你推倒。這樣性質的政權是完全可以不顧民意，完全可以不感覺到那種壓力的。

當時我們覺得可以爭取到的，2014年把民主運動推向高峰，公民抗命在西方社會是一個道德要求，透過犧牲才能得到成效。戴耀廷很清楚公民抗命的條件是甚麼，要用和平手段，甘願受罰去犯你的法律，用這樣的方法去喚醒社會的良知，製造輿論壓力迫你改革。這是突破了和理非的限界，你以前講守法，公民抗命是違法達義。

但我們都犯了一個錯，就是這個手段只適用於一個接受完美的社會，問題是我們覺得這個社會已接近完美，只差一點點，這套西方社會的理論在香港試過了，但不成功，為甚麼呢？因為這個政權的性質，跟西方那套理論的假設是相反的，它根本不會理你的民意、不會理你的那個壓力。我們看錯了，結果30年的民主運動甚麼也爭取不到！

如果你接受不了這種教訓，在海外還是不知道在做甚麼，那真是大件事，我覺得是需要去想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被政權一刀一刀殺下來 無還擊之力

光：看來並不樂觀呢。

練：不樂觀，最悲傷的部分是我們還未看到一些新的抗爭方式、手段，現時在海外的港人在做的事有兩方面，第一是服務性的，即是我們去幫助出來的人解決問題，還有保存我們原有的文化、語言、生活，對抗遺忘或消失，這是inward looking的，「看着自己」做的事。另一個工作就是做遊說工作，向外國政府和團體呼籲他們幫助港人，指出中共對外國政府帶來的威脅、要求制裁，這是outward looking的。

這兩方面都做得好好也很需要做，但我們缺乏一樣東西，就是「對準政權」做事，你看香港政府由2019年到今天一刀一刀地殺下來，到今天還沒停過手，把人送去坐牢啊、通緝這個那個啊，一刀又一刀但我們還未有一次還手之力，一直捱打，因為我們沒有對着政權做事，無法做到跟它「短兵相接」。這樣很影響士氣，四年了我們沒有一次可以還手。

我舉個例子，西班牙智庫Safeguard Defenders早前揭露了中國海外秘密警察的站，西方國家即時有反應，要關閉那些站。為甚麼這個智庫做到這些東西呢？你進去它的網站看，裏面的研究員就是幾個中國人，他們的優勢就是知道中國的路數，在網站上找到很多資料，都是公開資料。你共產黨的黑手伸向外國咩，他就剁了你的手指，這個就是「短兵相接」，攻擊性的對抗！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我覺得香港人可以學。

談抗爭運動中的「興業」意識 基礎未穩「搞大台」成反效果

光：離散港人似乎還未發展出你說的「短兵相接」意識？

練：在過去的抗爭運動中，我們培養不到「實業家」，香港人文化很多時候說自己是打工仔，創業不是主流，但參加這個運動做實業家才是關鍵，要有興業意識，自己可以做甚麼呢？跟幾個朋友一起可以做甚麼呢？沒有人組織的時候，我要做甚麼？如你有興業意識，自己找事去做，在運動裏面沒有人做的，做出來有成果，有人打個本錢就可以做。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興業意識，會帶頭去做，如果有這些苗頭出來，開始跳出本來的框架，做第三種視線的事，對準政權、短兵相接的事。

若有一單成功的話，對運動是很大鼓舞的，被他們一刀一刀殺下來，沒有還手之力。一旦有人從第三視覺去做，運動就有新開始，不用再想以前和理非、勇武的矛盾，那基本上已是前階段，有矛盾無問題，只是不同觀點，到了海外再做的時候，要想自己可以怎樣出一分力，不用等別人。

現在很多人想搞大台，無錯的可以搞的，但基礎現時不具備，所以幾次嘗試都失敗。有人站出來振臂高呼，沒有人響應，有很多原因，要不要先分析為甚麼？可能這個人不夠好？又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不夠？三番四次去做這件事反而有反效果，令人覺得沮喪啊。在未有條件的時候去推動一件事，會有反效果。

Top down的做法不合適，如果由小公司、小企業可以，然後合併再出現大企業大台，民主運動其實也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現時這麼分散的情況，不同地方不同派系背景，你出來做一個全世界香港人的大平台，不可能吧？但如果是bottom up的，你做到一些成績出來讓人看到，別人支持你或跟隨你，就可以吸引更多人跟你一齊做，不同的小團體做到一些事出來，就有凝聚力，大家知道對方在做甚麼、互相支持，再協力做一些更大的事，在這樣的基礎下慢慢把力量實踐出來，從下而上就有機會建構到一個平台。如果幾年內做到這件事，對士氣會有很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