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會瓦解專題 之二｜當今天的香港 容不下專業人士議政

「法政匯思」的創辦人任建峰去年4月帶著母親的骨灰離港，飛機起飛時他忍不住啜泣，離開這個打拼21年的城市，他不覺得自己有即時危險，但前景未許樂觀，「拉人拉到無人時，就可能拉到我這些身處後排的人」。社總前總幹事許麗明自言，社工參政、議政，甚至在衝突前線輔導，其實都是紓緩社會矛盾，屬另類「維穩」。她卻被控阻差辦公罪，連舉辦電影放映會收到警告信，2021年7月她決定離港赴英。

除了政權的聲音 一切討論已不存在

2022年4月，任建峰（Kevin）與繼父帶同母親的骨灰一起離開香港，飛機起飛時他一邊拍片一邊啜泣。回想離開的決定，他這樣解釋，「我沒有自大到覺得自己有即時危險，但（警察）既然要維持國安經費，拉人拉到無人時，就可能拉到我這些身處後排的人，所以趁現在還算安全、仍然是small potato時就要離開」。

在離開前，Kevin於《明報》有個專欄，但《國安法》落實後，每次思考題目也很困難，擔心哪一點會成為禁忌，被政權或親中派拿來大造文章，每寫一句也要「就着就着」，十分壓抑。

他在2020年時已把家人送回澳洲，當時只是考慮兒子升學問題，與《國安法》無關；但是疫情產生的旅遊限制，導致一家人長期分隔，加上香港認識的朋友不是離開就是坐牢，均令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過去10年，專業人士對在香港「參政」、「議政」的想像已經截然不同。雨傘運動結束後，在「傘落社區」的號召下，不少新的公民社會組織相繼創立，法政匯思是其中之一，持續就社會議題或是爭議進行法律角度評論及解說。Kevin認為他們以法律執業者角度去論述，是帶領社會及其他公民社會組織更容易理解事件，開展進一步討論。

但當政府落實《國安法》後，他覺得討論空間已消失，「社會除了政權的聲音，其他聲音幾乎被滅，根本已沒討論可言」。

他早在2018年已退任「法政匯思」召集人，法政匯思則在2021年7月宣布解散，比教協、支聯會還要早。到底他們是因為受到威脅，還是因對局勢的判斷而作出這個決定？Kevin說他當時已不在決策管理層，但他支持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畢竟「斷頭台上的，不是我的頭」。

對於香港的前境，Kevin偏向悲觀。他認為香港會被中國「同化」的機會頗低，因為中國把香港人當成二等公民，「但是香港愈遲一天光復，結局就會像《魔戒》原著結局，即使哈比人光復家鄉，但家鄉也已被邪惡勢力摧殘，主角佛羅多（Frodo）在大戰後身心受創下，只能再度遠走他鄉」。

認清社工本質 思考自己、受助人與社會關係

許麗明是六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被政府控告，雖然最終獲判無罪，但仍猶有餘悸，「一單無事啫，（之後）可以有其他嘛」。

反修例運動期間，她任職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有見612期間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她便與其他工會理事及熱心社工籌組「陣地社工」，在前線協助緩解雙方衝突、提供情緒支援等。

她自言，社工都有「維穩」角色，「不論我們是普通社工、或以社工組織名義發聲，還是參選立法會或特首選委，固然有為弱勢社群或社會問題發聲，但同時我們亦處於建制內的崗位，是體制的一部分，我們所做的工作無可避免就有『維穩』的成分；我們走上前線，幫抗爭者洗眼、安撫他們的情緒，令他們不會這麼激動，緩減衝突發生，其實也可以是一種『維穩』」

許麗明自覺維護社會穩定，卻因為在前線調解被控「襲警罪」，後改控「阻差辦公」；理事陳虹秀更被控「暴動罪」，案件在2020年12月中審訊完結，二人都先後獲判無罪。

但四個月後許麗明又再次遇上驚心動魄的事件。當時，社總打算在五一勞動節當天內部放映《中大保衛戰》，但在原定放映的前一天，約10名警員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職員登門。

她憶述：「衝上來我們社總那個小小的office，然後拿着那些『大機』（攝錄機）拍住我們，只是為了讓那個職員親自交警告信給我們——但其實我們在樓下有信箱的，所以他們很明顯是為了要震懾我們」。

警告信內容指《中大保衛戰》放映會未有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獲發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若上映即屬犯罪。到了「五一」，又有不知名人士跑上辦公室問是否可以看電影；緊接的星期日，又有警察到社總門口「巡查」。

送映會取消告終，許麗明依然擔憂，「雖然兩次都無事，但第三次還會否這麼幸運？是否應該要珍惜自己（安全）？」五一後，她對生活周遭也變得很敏感，有次在家裏進行網上會議，因為居住的村屋比較容易聽到地下開門聲，她聽到門聲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跟其他會議參與者「打底」，如果自己被捕的話，請替她聯絡律師和相關人士。

到了2021年6月，李家超及鄧炳強兩位「武官」分別上任政務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她當時已經預想到他們或許會是下任特首人選。她說，人需要有自由的空間才能生活，「但他們兩個上任後，在香港只會愈來愈難生活」。最終，她決定在7月離開。

離開前幾天，許麗明仍然在社總工作和教班至最後一刻，她形容這段時間「好像有個火爐在胃裏，不斷燒、不斷燒」，長年輔導他人，她知道這是大壓力的表徵，但判斷不到是因為不捨得，還是擔心走不到，直至飛機起飛後，這個感覺才消失。不過落機一刻，看到有個英國警察在空橋站崗還是嚇一跳，定過神來才醒覺自己已身在英國。

在有限空間下為受助人充權

她自言從事社工這一行應懂得控制自己情緒，以免影響工作。然而，來到英國初期，偶爾還是會情緒低落，特別是因為時差關係，有很多感受無法和朋友分享。在英國，她和另一位來到英國的朋友籌組一個名為Re-Water的社企，以文化藝術層面向本地人講述香港議題，譬如在2021年底國殤之柱被香港大學深夜拆除後，她們另一邊廂便隨即在英國開街站，告知當地人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早前她來台灣分享英國經驗時，曾有考慮過乘搭國泰航空，因為可以在香港轉機，「親近一下香港」，朋友聽到她這個想法也嚇了一跳，不過她自言純屬妙想天開。自己即使沒有風險，也不會想回到香港，因為這樣好像認受政權對這個地方的統治，目前唯有把這份思念放在心裏和英國的工作上。

她認為，《國安法》影響社工議政，「無人知道紅線在哪，所以做任何事都會瞻前顧後」，過去對政策或政府做法提出鮮明、具體的反對或批判，今天已是難以想像；所以，她認為關鍵在於社工自身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下為自己、為受助人充權（empowerment）。

儘管如此，許麗明對香港未來仍然有期望和有信心：「過往公民社會所倡議的民主價值、對合理生活的要求，已經令到社會有所反省，就像種子埋藏在每人的心裏漸漸萌芽，不論人在香港還是海外，只要大家仍然記得這些價值和經歷，時機一到，大家聚在一起從頭開始，即使未必是回復以前的模樣，但相信也能建設一個更好的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