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寧化飛灰》,近日在台灣和日本放映,導演劉健倫馬不停蹄遊走於不同的放映場地。一幕又一幕衝突場面、抗爭者被按在地上、催淚彈橡膠子彈橫飛,6年前的記憶在剎那間閃現眼前。放映完畢,劉健倫徐徐步入戲院進行座談,為甚麼不跟觀眾一起觀看、了解他們的即時反應?「2023年剪完片後,就無睇過喇… 完全睇唔到」。
他的創傷後遺症,從2019年開始累積,除了目擊大量警暴,也跟內疚有關,「係survivor’s guilt,片入面被捕嘅人,唔知依家點呢…」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做剪接,一千多個小時的錄像,充滿暴力和血腥的畫面,一再喚起痛苦的觸感,很多重要的影像,甚至不只看一遍。他說,就如電影《發條橙》主角,眼皮被撐着,「迫自己睇,好摧殘」。
那時候,他孑然一身,剛到英國不久,開始日以繼夜的剪片工作,看着片段,竟淚流滿臉而不自知,「食食吓飯都會突然喊,完全控制唔到」。有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真的不能繼續剪了,就跑到咖啡店去坐,「無心情做,落街曬吓太陽見吓人,由朝坐到晚,一星期有三、四日咁樣」。
朋友跟他說,或者有創傷後遺症。那時他體重驟降20磅,不自覺地突然哭起來,最後他決定去看心理醫生,醫生是在英港人,但他只去了兩次,「佢明我講咩嘅,佢知道香港發生咩事,但自己無經歷過,無法想像」。他亦曾回港看另一個心理醫生,診所地點在中環,「一出中環站,啲畫面返晒嚟,喺呢度中過好多次橡膠子彈」,看醫生那半小時內,他一直在哭,醫生教他深呼吸,「次次一出地鐵站就咁,如果診所唔喺中環或者好啲,但無咩幫助,所以無再睇」。
首部以前線記者視角的反修例運動紀錄片 記者專業與道德永恆的拷問
2019年,他替一間德國媒體採訪,笑言自己以前是「港豬」,對政治從不熱衷,然後抗爭運動爆發,工作以外,他拍下大量影像,跑遍大街小巷做記錄。過去幾年,不少有關抗爭運動的紀錄片相繼出現,但以記者作為第一人視覺的,《寧化飛灰》是第一部,或者甚至是唯一一部。
差不多兩個小時的影片,他用平實的聲線,以英語敘述作為前線記者的反思。他悲傷,因為內疚,在片內一再出現抗爭者被捕、被毆打的場面,他們在鏡頭前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鏡頭很快被推到遠方,「佢哋當我喺救生圈,如果無鏡頭影住,擔心唔知會拉咗去邊」。
生死未卜,那時候每天都遇到這種掙扎,他的旁白繼續訴說自己的無奈,以及作為一個記者的「無能」。到底該告訴他們資訊,還是袖手旁觀,這是記者永恆的道德拷問,專業與人性之間,會有容讓人取捨的空間嘛。
最終,他選擇了沉默。
「身份上我係香港人,點解佢哋咁無私為香港爭取自由,但要被捕?我做到啲咩?好矛盾,會責怪自己」。這樣的矛盾與愧疚,在9月機場「和你塞」的時候爆發了。攝錄機直播着一對情侶在徒步離開機場的公路上,突然有警察從後追上來,把這對情侶拘捕,「第一次喊,喊咗成晚,好內疚」。這是整條片中最深刻,也是讓他最痛的一段,他坦言,覺得自己很懦弱。
在地球另一邊的同事,見到他拍下這一幕,跟他說「good shot」。他瞬間被刺激,「好嬲啊,good?good咩啊?直播到畀人拉係好咩?」當然,這只是他心裏的說話,記者拍到這種畫面,遠在德國的編輯自然讚賞,「喺佢嘅角度,係啱嘅」。請假兩天,沉澱情緒,然後繼續記錄。

警暴太多 傷疤易褪「但真正無法治療嘅 係個心啊」
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警暴佔去大部分時間。他承認,最恐怖的不是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彈中過好多,但真正無法治療嘅,係個心啊」,創疤已漸褪,但心內的恐懼和怨恨,沒法輕易抹去,「佢哋講過、做過啲咩,兇你嗰個樣,全部記得」。
現時放映的,並非最初的版本,初剪版本差不多三個小時,有更多中大和理大抗爭的錄像。他曾把這個版本給朋友看,一半人不能完整看完,「睇唔到落去,太難消化」,紀錄片內的理大部分,現時主要是拍着「廚房佬」在校園中遊走,原初版本則有更多理大衝突畫面。他記得,氣氛很肅殺,如同戰場,很多地方都焦黑了、被打破了,物資、衣物散落一地,漸傳出臭味,蒼蠅亂飛。「平靜,但危機處處,空氣好繃緊」。
劉健倫拍的是抗爭運動的故事,其實也是自己的故事。紀錄片開首,他說自己祖父如何逃避中共而來到香港,然後不過數十年光陰,自己就以同樣原因離開香港,這樣的流徙,一再重覆。鏡頭影着飯桌,放滿豐盛菜餚,那是他在香港的「最後晚餐」,跟家人閒話家常,而他們卻不知道,眼前的兒子即將遠去他國,或者從此不能再踏足這片土地。
遊子念故鄉,離開是不得已,不離開卻又心內忐忑。2021年,他拿着一整箱錄影帶,踏入香港國際機場,離開一刻真的很難受,不知道何時才能回來,何時才能再見家人,而他要前往的地方,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英國對他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國度。「嗰時仲係疫情,網上搵咗間屋,連個社區、城巿係點都唔知」。
離開因為對政權失望 英國放映戲院收恐嚇電郵
歷史紀錄,必須保存下來。一位大學教授看着這些紀錄,勸他盡快把影帶送到海外安全地方,「好似當年六四咁,仲有《蘋果日報》咁多年嘅紀錄已無晒,政府會進一步將歷史洗白,呢啲係好重要嘅歷史見證」。那半年,每天下午1點到凌晨2點在街頭紀錄,他笑說,應該是擁有最完整影像紀錄的記者之一,其他媒體很多都做直播,沒有把影像留下來。
被時日沖刷的,豈只是歷史。經歷2019年的抗爭運動,在街頭見證的警暴,如恆河沙數,劉健倫對政權徹底失望,「2003年50萬人走出嚟,政府已作出協調,200萬人行出嚟,林鄭政府用咁橫蠻嘅手段打壓、對付巿民,好多人因此坐監,個城巿變得好陌生」。做記者前,他是一個紀錄片導演,2014年,他也天天跑到佔領區,用鏡頭紀錄帳篷之間的人與事,「做創作,自由嘅空氣好重要」。
他把記錄片剪好,到過超過15個國家放映,單是英國已放了幾十場,跟戲院溝通、觀眾入場劃票、做映後分享,全都一腳踢。然而,跨境鎮壓,無遠弗屆。在英國的一場放映,他曾遇過滋擾,戲院收到一封從香港寄出的電郵,恐嚇戲院不要放映此片,「戲院無理,照樣放映,如果在香港,一定無得播」。他更打趣,想邀請寄信人到英國,請對方免費看。

再見片中人 緊緊擁抱 「安好就夠」
在北歐的一個放映會上,有觀眾問他現時能否回港,他笑言:「返唔返到,唔係自己話事」。無法話事,但始終心懷盼望,「呢個係所有離散港人嘅心願」。回去前,他將踏上另一旅程,到另一個國家進修電影課程。
心願未了,內疚感如影隨形。數十場放映以來,他依然無法坐在觀眾身旁一起「重溫」這些畫面,「真係處理唔到…」尤其是片中那對在機場外被捕的情侶,還有中文大學的那個弓箭手,偶爾會想起他們,「唔知佢哋下落點呢?」
內疚因為他們,釋懷大概也因他們。在一次分享會上,有觀眾問他,有沒有重遇那些拍攝對象,如果見到他們,會跟他們說甚麼。他回答,自己沒有真正見過他們的臉,無法相認,「佢問呢個問題,我知道佢喺片內出現過,我同佢講,知道佢哋安好就夠」。散場時,劉健倫跟他緊緊的抱了一下,一切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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