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鄭司律.香港人不能再迴避的戰爭風險:讀Richard Overy 《二戰》

老實說,這三大冊的Richard Overy 的《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可能會嚇壞一般讀者。但若果要全面又概括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本書可謂深入且恰到好處。
為何要推薦這套有關二次大戰的書籍給香港人?有些人可能覺得「三年零八個月」已經是阿爺阿嫲年代的記憶;軍事對香港人來講,也只是遙遠又獵奇的玩意。
但理解戰爭、面對威脅,對於我們這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從來都是至關重要的課題。特別是國際秩序日益不穩的今天,北京決定向台灣動武的話,香港就是戰爭的前線。
2019年抗爭 可以是下場大戰的開端
這本書擴闊了西方主流社會的歷史看法,將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擴闊至全球一系列戰爭與衝突的累積結果,將之前在東亞的中日戰爭、在非洲的意大利與英法兩國競爭等,結合德國在歐洲的部署。這些歷史事件構成了宏觀的戰爭背景,而背後推動的核心力量,正是帝國之間的競爭。
這一歷史觀對香港尤為重要,是因為我們現在正處於新一輪全球衝突的開端。
如果我們接受Overy的觀點,認為二戰的爆發並非某一個單一事件,而是全球一系列競爭逐步升級的結果,那麼2019年的香港抗爭,在歷史發展上很可能就是未來大戰的序幕。
2019年中國對香港的鎮壓,是全球競爭的一部分。藉着控制香港,中國企圖掌握更大的經濟和金融權力;而主要的西方國家則關注香港既有的自由受損。如果要比較的話,可以理解是一個新興強權,利用極端民族主義,推翻一個國際承認的自由市安排(一如尋求復興的德國,推翻二戰前的國際安排)。
而和二次大戰相似的是,世界各地的地緣衝突亦在升溫。南北韓邊境、印度與中國的對峙、南海局勢日趨緊張,中東長期戰爭未解,俄羅斯更於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這些事件分佈在不同地方,但若我們回顧二戰前的國際局勢,便會發現類似的趨勢——當全球多個地區的衝突持續惡化,可能會是一場全面戰爭的背景。
如果從未來回顧全球歷史,香港人的抗爭是一個序幕,我們身處在國際權力競爭的開端。
平衡思考戰爭 防止威權洗腦
相比於民主國家,透過開放的歷史教育來了解戰爭,例如法國、德國以至整個歐洲,能夠在戰後和解;可以像Richard Overy這套書一樣,出版質疑自己國家的著作,質疑盟軍作戰是否合乎自己標榜的理念。這套書在既有盟國出發的觀點以外,嘗試平衡地呈現軸心國如何看待當時的世界,以及戰爭為世界帶來的整體影響。
然而,對於俄羅斯與中國而言,二戰被綁定為國家敘事的核心,例如俄國緊抓着「衛國戰爭」,中國則不斷強調「抗日戰爭」,將戰爭歷史變成維繫民族主義的政治工具。結果我們看到,俄羅斯以『反納粹』、『反極端主義』的名義,入侵烏克蘭挑起戰火;而中國則將『百年復興大夢』和『統一台灣』連結起來,無視台海和平與及台灣人的意願。
在香港,操控歷史的手法正在逐步滲透教育體系。例如,近年的中學歷史考試試題,不允許學生探討日本近代對中國的貢獻;此外,政府亦透過改造博物館、修改教科書,使學生只能接受中國官方版本的歷史觀。
這種片面放大中國共產黨貢獻,弱化他人的歷史觀,與史實並不相符。無可否認,香港在1937年到45年的中日戰爭中有一定角色,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皆曾在香港部署,以支援在中國戰事。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香港是隨着1939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後,才進入戰爭狀態,荷蘭、自由法國、丹麥等國的流亡者亦以盟友身份落難於香港;最終在1941年因太平洋戰爭而直接捲入戰火。
中國政府不希望香港人認識本身多重交集的二戰經驗,因為它的目標只是讓戰爭教育,單一地成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舞台,成為灌輸民族主義的工具。
思考如何在戰爭中求生
無論我們如何評估當前的國際局勢,香港都無可避免地處於戰區的前線。未來的戰爭,很有可能發生在台海海峽,這將直接影響香港人的生存問題。
這也是這本書值得一讀的另一個原因,是它不僅講述戰爭本身,還詳細探討了戰時社會的運作,例如經濟體系、糧食供應、女性在戰爭中的角色等。這些方面更能讓我們理解,為何二戰被視為「總體戰」的巔峰——為了支持戰爭,整個國家的生產與生活幾乎無孔不入地被捲入其中。
香港過去一直依賴穩定的物流與貿易,在國際合作時期,甚至因此成為了國際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但面對國際衝突時期,香港則將首當其衝遭受封鎖與打擊。若全面戰爭爆發,這種經濟壓力將變得更加嚴峻,糧食供應會迅速減少、用電和基礎設施將會逐步崩潰、醫療系統無法處理疾病和飢餓。
香港人必須把握未來數年,思考如何應對潛在的戰爭風險,包括人口疏散、民間準備等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準備,未來的戰爭將不只是影響經濟,而是會帶來直接的破壞與死亡。
我們沒有時間迴避現實。
戰爭並非遙遠的歷史,很有可能是即將發生的現實。我們不能再用「香港是一座國際城市」來自我安慰,既然我們已面對了第一波全球競爭,失去了自由;也不太可能自以為能避免國際衝突,還可以覺得安全唾手可得。
未來將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做好準備。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問題,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芳齡三十幾的中佬,離開香港前是一個政治浪人。曾任不同立法會議員的幕僚,遊下行、寫下文、研究下政策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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