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通緝時代｜許穎婷 不想散播恐懼 只想過正常人生活

她笑說，「後bounty時代」過得不容易，時間卻不經不覺地流逝。許穎婷（Frances）仍在CFHK（香港自由基金委員會）工作，生活仍然忙碌，每天都要籌劃不同的活動，報告出了一個又一個，「沒時間review，一年前還未有bounty的生活是怎樣的，好似已經忘記了」。她覺得2019年以後，香港人已很難長期規劃未來，事情總是變得太快，五年了，依然是那種「見步行步」的狀態，「如何面對？還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或者吧。也不全然是，被通緝後，跟家人完全斷絕來往，有些朋友或者會害怕找她，「不想跟我有任何關係，我明白的。離開香港那一刻，已預料到」。沉默半响，她無法不承認，事情對自己還是造成一些影響。這段時間，身體不同地方總是會出現解釋不到的痛楚，「其實我身體一直不太好，還是有些心理壓力吧」。

她一直沒有說出來，怕別人質疑「邊有咁誇張」。她還是經常展露甜美笑容，的確，也許不如昨日容光煥發，「想繼續做下去，不要想那麼多，我想其他有相同經歷的人，看到我，可以有共鳴」。

政權欲以通緝令恐嚇港人群體 

還有一個月才滿25歲的她，要在人前訴說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是那樣的困難。並非因為她想表現得強悍，而是她不想讓政權知道，通緝令對自己造成任何影響，她寧可告訴世人，自己很好，每天也活得很好。

然後她立即補充，通緝令對自己的生活上，完全沒有影響。「恐嚇的對象是所有港人群體，要大家出街都驚，NO！即使被追捕，我生活仍是很好」。時有聽聞，在英國的被通緝港人被人跟蹤、恐嚇，她坦言，在美國完全沒有被跟蹤的情況。

沒有被跟被搞，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如常。她承認，自己是公眾人物，會有人關注，必須審慎處理情緒，不會誇大的說自己每天也很驚，「不想散播恐懼」。但面對無形的壓力和焦慮，離開公眾層面，還是要自己處理。

在香港的家人，仿佛是所有流亡港人的軟肋。15歲加入學民思潮，她說自己從來也是「先斬後奏」，「自小，我要做的事情都無人阻到我」。父母知道無法阻止女兒的行動，離開香港、繼續做政治倡議工作，除了離開前往機場前，看着她在家中大哭，父母只能放手。對的，畢竟是女兒自己該走的路。那條路，沒有任何父母能為兒女走完。

父母被國安問話 「Bounty真係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許穎婷繼續做，比從前更努力做。然後，傳出父母被警方問話的消息，有沒有那麼一刻，想過因為家人而放棄現在做的事？「現在停？即是否定我過去做的所有事情，我不想這樣，不想反口，我要實踐承諾」。她說，要用畢生去回饋社群和那些社會運動。

這種宣言，說來容易，要持之以恆，香港人都知道，真的不易。一個才剛畢業幾年的女生，已有10年社運年資，一直以來，她只為自己負責，「但bounty真係影響到其他人，在囚的人，大概也有類似感受，後果不只我受，別人也要承受」。痛苦嘛？她悄悄點頭，過去一往無前，現在終於感受到自己的抉擇，最終還是影響到別人。

身穿黑色連身裙，揹着厚實的皮革側揹包，電腦總是帶在身旁，隨時工作。訪問之時，CFHK正在籌備出版一份重磅報告，她不是作者亦非研究者，但仍有很多周邊瑣碎的公務。工作繁重，最近又搬了新家，沒有可以讓她停下來的一刻，到底為何如此執着？她搖頭，無法解釋。

最起碼，她說自己在做一個自己想做的人，對自己有一個交待。在美國做倡議工作，是因為她在美國畢業，亦覺得美國是對抗極權一個重要的前鋒，「在對抗中共跨境鎮壓方面，美國做得最好」。

做倡議工作，令香港官員被制裁，然後海外港人被通緝，繼續努力做倡議工作。仿如無間輪迴，這個地獄，誰願跳進去。

要數得失，她仍覺「得多過失」，被通緝後，很多人關心自己，「在這邊的港人聚會，有人會煲湯送我。在國會萍水相逢的人，也很關心我，甚至會私底下聯絡關心我」。她覺得一切都是「禮物」，在工作上認識的人，都會特別關照自己。

通緝令有得也有失 只想好好生活

當然，失去的也不少。「有一些東西，好像怎樣也剝不掉」，就如一個標籤，朋友本來就應簡單地交流，被通緝後，她暗自擔憂，對方會否感到危險或有顧慮，「會唔會累到人？雖然對方未必這樣想，但我仍然會有壓力，會有恐懼，始終不想『搞到人』」。

跟新認識的朋友，很難建立關係，她毫不忌諱的說，同時亦理解那些日漸疏遠的舊朋友，但轉念又覺得，這樣其實很不公平，「我只想過正常人生活」。

正常人的生活，努力工作好好吃飯談談戀愛。2021年底，她是首位獲美國批出政治庇護的港人，最近她已進入申請綠卡的程序，拿到綠卡後等5年，就能成為美國永久居民。「離開4年，以前從來沒想過會離開香港，那時候只是『避吓風頭』，沒有想過走後這麼多人被捕，自己又要宣布流亡，更無想過以這個方式拿到美國身份」。

她從來也不敢說自己辛苦，因為知道自己已是非常幸運，即使被通緝，但生活依然過得不錯。只是有一件事，仍未習慣，「我成日都掛住香港」 。離開是為了回來，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