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行為藝術家三木比劃「八九六四」後被捕  盡力做了最大限度能做的事

《基本法》第23條通過後的首個六四，維園依然沒有燭光。6月4日前夕，行為藝術家三木在銅鑼灣駱克道，不發一言地作祭酒、喝酒的手勢，再比劃「八九六四」。數十秒後，警員馬上包圍、把他帶走。做了38年行為藝術，三木認為自己「盡了力」，做最大限度可以做的事。

過去數十年，香港曾是唯一能夠公開紀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今天在香港，六四成為了公開的禁語、一個「敏感日子」。行為藝術家陳式森（三木）幾乎每年都以行為藝術紀念六四，儘管今年六四前夕陰霾滿佈，但無阻他紀念六四的心。

今年六四前夕  警員問記者「係咪等緊三木」

6月3日晚上，三木單獨前往銅鑼灣，「咩都唔帶」。警方在下午問在場記者，是否在等三木。他曾預料今年應該是無法進行的。

晚上9時，身穿白色上衣的三木，拿着印有「Let kids be kids」的白色帆布袋，到達銅鑼灣。「其實我一去到（銅鑼灣）書店門口，就已經被便衣發現」，當便衣警察發現他後，就隨即四散找同僚。

三木走上前，作出祭酒、喝酒的手勢，對着空氣比劃「八九六四」。數十秒後，超過20名警察立刻包圍三木，並拉起「橙帶」封鎖線，阻止三木離開，稱要帶他回警署「協助調查」。

「不想輸給他們 沒有不讓你做 自己不做就輸了」

今年5月底，政府首次以《基本法》第23條拘捕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人。今年六四他有否卻步？他說：「都是照做而已，現在無講公開紀念六四就是犯法，你不敢講，那我就照做了。如果你說，不可以公開做這個作品紀念六四，那我就不會做了」。他補充說：「不想輸給他們，沒有不讓你做，自己又不做，那就輸了」。

去年六四，三木未作任何行動已被捕。臨上警車前，他高呼：「不忘六四」、「香港人不要怕他們」。他指去年是有感而發，「你不讓我做，我都要公開說這件事」。

三木表示，今年警方對他的態度是「極其好」，甚至比去年好。去年警員押他上車「比較大力一點」，上車後有警員問他「剛才是否太大力」、「有無弄傷你」，「今年我說自己走，他們都讓我自己走」。

但三木承認，今年六四的心理壓力較大，務求將行為藝術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做「最大限度可以做的事」，他反覆強調，這是「自我審查的結果」。

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三木在北京出生，1986年開始做行為藝術。他認為行為藝術能打破限制，單憑自己的身體也能進行，就如悼念今年六四。

1989年6月3日晚上，三木身處日本東京，守在電視機旁徹夜未眠，看着日本電視台NHK半小時一次的直播。電視裏的人聲仍歷歷在目，「整個屠殺很深切在我面前發生」。

那天之後，三木徹底改變藝術創作的方向，人類的屠殺、逼害和文化的批判成為了三木作品的主題。他每年會以不同形式的行為藝術紀念六四，例如曾花11個小時守在一塊10呎的冰塊旁邊，等待冰塊完全融化。

「藝術最起碼是一種善意」。三木在2002年曾到中國，探望六四的倖存者和死者家屬。他們看到三木的作品，會哭、會抱怨，又會談到自己的辛酸和孤單。那時他發現，自己的作品能安慰一些人，形容這是「互相支持」。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三木，不認同毛澤東所說的「文藝要為政治服務」，指文藝是為了探索藝術本身，或自己的內心想法。剛開始創作時，他強調自己的作品是「關於人道的作品」，而並非政治藝術。

但三木漸漸不再解釋自己的作品。因他發現，政治是一種狀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好的政治如普世價值，人們互相尊重；而壞的政治就是對人的逼害、滲透和剝削。

他舉例指，近年香港日漸惡劣的政治環境，人們出於保衛原本的生活，站起來反對，對抗「不好的政治」。例如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修例運動，「最好就是改變，做不到就不要那麼快被改變，這就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六四如癌症每天都要面對 未解決就不斷提起 直到解決為止

過去多年，三木嘗試把六四作品帶入社區，在油麻地的藝術空間「碧波押」，與本地的藝術家合作，辦過六四的展覽、劇場，讓更多香港人認識六四。他感慨，以往在香港紀念六四的方式很多樣，創作空間更加大。

「碧波押」結業前，最後一場展覽名為「說六四的重量」。「六四」二字，佔了三木的人生一大部分。他卻笑說，「這不是人生的問題，是日常的問題」，形容六四是他生活必須面對的諸多問題之一。他比喻六四為癌症，像在他身體裏的毒素，會毒害他，同時他也要面對它、控制它不要惡化。

「如果六四能得到一個好的解決，我們就可以放手了。如果這件事情未解決，我們只能不斷地提起它，直到解決為止。」

儘管現時在香港「說六四的重量」不易，三木認為不需要感到悲觀，「到時再說吧，這樣（內心）會舒服一點」。今年三木選擇做手勢，「只能夠這樣，盡了力。我想對於很多香港人也是如此，我們盡了力，只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