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曉清專訪｜拖着行李箱上路 自我放逐最終無法見嫲嫲最後一面

2014年，六四歷史學者、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以口述歷史形式記錄三名八九學運領袖和參與者的經歷，以及流亡北美後的心路歷程。在書中，何曉清形容三名受訪者都患上「流亡綜合症（the exile syndrome）」，總被逼在「家與國」之間、「安穩生活與未竟之志」之間拉扯、抉擇。

何曉清十年後回望當年的文字，卻像在書寫今天的自己，「呢排我覺得書入面好多章節嘅題目，都變咗我呢段時間嘅一個寫照」。

就如一個流亡者，何曉清近年總是拖着行李箱在路上，即使想以香港作為歸宿，也被政權拒諸門外，她只好繼續帶着家園出走。她也無法倖免於「流亡綜合症」，為了自己相信的價值，自我放逐。即使至親離世，也無法回家見最後一面。

書中，何曉清對流亡的生活立下了如斯結論，「愈（為故土）獻身，他們與故土隔愈遠，他們的身分也愈發出現衝突……」

六四35周年巡迴演講

原本在中文大學歷史系擔任副教授的何曉清，去年十月底被港府入境處拒絕續簽工作簽證，校方隨即將她開除。失去教席後，她未有在谷底沉淪太久，踏入2024年就重新活躍起來，為六四35週年舉行巡迴講座，每週幾乎都在不同城市渡過。

四月底，她拖着行李箱來到加拿大愛民頓市的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在發問環節，有自稱是香港人的中年男子，向何曉清詢問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死亡數字估算，聲稱想與日軍侵華的死亡人數比較。

這樣的論調何曉清已聽得太多，「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經常教我嘅學生，只要有一個細節唔肯定，我都唔會講」。

她憶述，過去她在哈佛等院校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每逢學期尾，她總會跟同學們一起想像，「如果聽日，中國政府話大家可以有民主，可以開放，好似台灣咁，你哋會用咩方法研究八九六四當時發生咗咩事？死咗幾多人？」紅線解放，學生拋出一個又一個可能。「只有當我哋可以公開地調查，人民不再懼怕發聲，我哋先會對死咗幾多人有比較準確嘅概念」，何曉清如此回應發問。

「老粉紅」挑釁 中國學生維護何

「對我嚟講，死幾多人唔係對事件定性嘅關鍵，而係政府動用二萬軍人，用AK47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和平地要求改革嘅人民…… 真相與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沒有真相，談何和解？」

會後，何曉清與其他學生、觀眾閒談之時，該男子又插咀，聲稱六四只「區區兩千人」被殺，批評她不應以此事幫外國妖魔化中國。出乎意料地，身邊的中國留學生主動維護她，與該「老粉紅」爭辯。男子老羞成怒，一度向中國學生挑釁，想要動粗，幸得有其他人介入隔開，肢體衝突終未有發生。

兩日後，記者與何曉清相約在一間咖啡室進行訪問。她甫坐下就主動提起這件事，「我覺得我係好習慣呢種（被攻擊）感覺」。自從她在大學公開教授八九民運的歷史，不時會有未經歷過八九的愛國主義者在課堂上責罵她，各種難聽的說話、再不可理喻的理論都聽過，但這次感覺很不一樣。

「以前係啲小粉紅嚟鬧我，今次係啲年輕人嚟defend我……嗰啲年輕人，雖然睇落好硬淨。但我睇住咁樣，我又乜都冇做到，我自己好自責囉」。她坦言，自己很在意這次的事件，因此即使日程再忙，同時又欠下不少『訪問債』，她也特地花時間聯絡被攻擊的學生和目擊者，除了問候，還想還原事件細節，盡歷史學者的責任，堅持真相。

「作為一個歷史人，我哋就係去建構歷史，保存記憶。呢兩樣嘢，算係一個歷史人嘅責任」。離開中國後，何曉清選擇了以研究八九六四的歷史作為己任，「呢個選擇，呢個題目，根本係一條好難嘅路，可能會又冇錢，工都冇埋，好多恐懼、危險」。

明知山有虎，為何當初仍要送羊入虎口？或許要由她這一代中國人的特質開始解構。

為出書捨親情 見別人過節嘆自己無法回家

在青春年華之時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一代，何曉清稱之為「天安門一代 （Tiananmen Generation）」。「天安門一代」被夾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時代之間，在政治狂熱的末端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始成長。兒時聽《國際歌》，學習為共產革命、為國家犧牲；長大聽崔健的《一無所有》，渴求個人幸福、自由。八九年廣場上的學生，不時在這兩首歌之間搖擺。

她對研究六四的堅持，正是「天安門一代」的犧牲精神的一個表現，「我訪問嗰班人，我哋嗰代人，個個都係物質好貧乏嘅時代下長大……我哋乜嘢艱難嘅痛苦都經歷過，但我哋都仲係瞇埋對眼，義無反顧，為咗一個理想咁樣撐落去。我睇到嗰啲流亡者，包括我自己，咁多年身無分文都去做，我覺得呢個都係當年共產黨嘅教育：你為咗國家、為咗理想，你要犧牲自己」。

要犧牲，是因為唱《國際歌》的自己與唱《一無所有》的自己不能並存，「佢（政權）係令到你，喺堅持理想嘅旅程入面，你每一步都係 torn between：《國際歌》同崔健之間，你都係torn between；我為咗理想，抑或為咗我個人幸福，你都係 torn between。我哋想做一個堅守信念，忠於自己嘅人，同埋要做個好嘅女、好嘅太太、好嘅老公，佢令到你只能夠揀一樣，呢個我覺得係最難。共產黨將我哋最美好嘅嘢，親情、愛情，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友情……冚唪唥佢就用嚟去要脅你」。何曉清拿起餐盤上的牛角包，一邊講，一邊將麵包撕開。碎片一點一點跌下來。

對於何曉清而言，無法自由地與親人相見，是當中最痛的代價。2013 年，身在哈佛的何曉清正為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作準備。臨近聖誕，學校圖書館閉館，她就借用校園內的一個小房間，日復日閉關進行修訂工作。

到聖誕節當天，久未出門的她想走出校園散步，抖抖氣。走着走着，發現自己流連在當地民宅之中。隔着窗，她見到大屋內盡是三代同堂過節的溫馨畫面，「即係國破山河在嗰種心情。就覺得，我都好想可以返去同我嫲嫲一齊過節，過春節、中秋」。

這樣的心情一直在她心內醖釀。到 2014 年，書的出版如箭在弦。愈接近出版日，何曉清覺得自己愈像即將出嫁的新娘，想要悔婚，「我突然間覺得，我唔可以再出呢本書，因為我出咗就唔可以見嫲嫲」。那天她獨自走在哈佛園（Harvard Yard），打電話給老師，說想要放棄出版，邊走、邊講、邊哭。

最終無法見嫲嫲最後一面

小時候，何曉清的父母被政府分配到山區工作，留下她在城市由嫲嫲湊大。何曉清出書前曾回國探嫲嫲。那時嫲嫲已因健康問題，要長期臥床。探完離開，何曉清依依不捨，又在房外偷望，「見到佢猛咁用隻手撐住，想撐起身裝下我走咗未」。

「我見佢撐得咁辛苦，我又忍唔住，衝入去。我再攬住佢，我就話：『你一定要等我返嚟，我一定會返嚟』」。

「嗰陣已經諗住會出書？」記者問。

「唔知呀，唔記得咗，完全冇諗起過呢樣嘢」。她低下頭，望着枱上的麵包碎。

出書後，遠方傳來嫲嫲病危的消息，但她始終無法見到嫲嫲最後一面。

「佢一路都係等我，等咗好多年……我就係好自私囉，我成日要佢等我，但係根本就唔會等到嘅。而家諗返轉頭就係咁樣，嗰時我都唔知要佢等乜嘢，點解我覺得要佢等呢？其實都唔會等到嘅」。她彷彿在喃喃自語，邊說邊用手指黏起枱上的碎片，放回餐盤上，久久沒有抬頭。

「如果你話有咩時間，我係後悔做六四呢？嗰次應該係一次。基本上我冇後悔過做六四。」

故鄉或已再回不去，身在海外，何曉清也不願只當過客。在北美生活二十多年，何曉清幾乎每隔幾年就轉換一個新環境——溫哥華、多倫多、波士頓、佛蒙特州、普林斯頓，現在則落腳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她每去一個新地方，即使資源有限，也都會悉心佈置家居，「我覺得反而每去一個地方，我都希望喺嗰度，建立一個家、一個屋企咁樣嘅感覺」。

家當帶身上 不獲續簽後的流浪日子

2019年，何曉清獲余英時等學者引薦，赴中大教書。出發前她曾想就此長留香港，在香港退休，以靠近自己在中國的親人。落地後，她去街市買餸、買新鮮魚、煲老火湯、去茶樓飲茶、睇廣東話話劇，撇除政治環境帶來的巨大壓力，各個生活環節都很習慣，如魚得水。

但事與願違。2022年何曉清獲中大推薦，到美國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擔任一年的研究院士（fellowship），原訂翌年六月回港。但等到院士任期完結，她的香港工作簽證仍遲遲未獲續簽。

此前，入境處曾就續簽申請多次要求她交代以往在北美的工作和資金來源。後來即使有大學向她提供容身之所，她仍很希望回港，不願立即落戶，因此過了人生最流離浪蕩的日子，「不停咁搬屋，一時住酒店、一時住 airbnb，到最後係租同事間房仔。所以嗰次先真係覺得係流浪囉」。在臨時的居所煮食困難，她養成了每日只食一餐的習慣。不夠空間放置家當，她唯有租迷你倉，天氣轉冷要特地去「開倉」換季。

還好多年來一直在路上的何曉清已養成將家當帶在身邊的習慣，「我覺得我咁多年都喺度出走，但我又希望可以建立自己嘅家園。余生講過：『我喺邊度，中國就喺邊度』。我帶住喺自己身上嘅嘢，就係我嘅全部囉。一個喼、兩個喼……四個喼最多，但所有我珍視嘅嘢，我就帶喺身上」。

到十月，入境處正式確定拒絕她的續簽申請，「可以話失去咗自己最珍視嘅家園、同學、校園。呢個失去，係繼八九年之後再一次將你手上，最珍視嗰啲嘢拎走咗」。

何曉清坦言，當時自己在情緒上確實是倒下來了，有段時間幾乎不想跟人對話。但中大的本地、中國學生紛紛傳來支持甚至寄來手寫信，加上她接受傳媒訪問後，香港人留下的幾千個留言，統統像是漆黑中的點點燭光，轉化成她的力量。

「香港人沒有放棄我」 被放逐仍有人同行

到今年，她每到一個城市演講，亦總有一班香港人現身，給她最親切的招待，「當我一無所有嘅時候，我畀人掉咗出去嘅時候，香港人點都冇放棄我，因為佢哋知道我冇放棄我哋呢啲價值、冇放棄香港、冇放棄香港嘅同學。呢個係雙方㗎囉，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得知她失去教席，美國學界也很快有數間學校向她提出臨時的院士職位，江湖救急，令她盡早有落腳的地方。

2021 年，何的恩師余英時在美國逝世。何曉清當時曾撰悼文，引述余英時為《西尋故鄉》所寫的序，提到北宋諫官范仲淹曾三度被貶逐。最後一次，「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余英時認為，「放逐」實為「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何曉清的這次「放逐」，也有許多人同行、聲援，縱使近來還是孤身上路，大概也不算孤單。